刚刚打开财新浏览新闻,看到最近四个高官人事任命,分别是哈尔滨新任书记于洪涛,安徽省副书记虞爱华,国家医保局书记章轲,以及山东大学新任书记任友群,这四位官员虽然任职天南海北,专业背景和升迁经历各异,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的履历却有一个共同点:大学毕业后(最多一年内)立刻当官。一辈子没打过工,没做过乙方,没经营过公司,没感受过市场的寒热,没有用过自己的专业能力向社会提供过专业服务,最近十余年,这类“毫无社会阅历”的高官越来越多,成为主流。社会常识都知道是走仕途要趁年轻、趁早,要在机关里一直干,不能断,否则就是“片道切符之岛流”。作为中国人见惯不怪的,可放眼古今中外,这是极其罕见的社会现象,当然这也不是啥特别发现,只是身在水中的鱼,不会在乎水其实有一个特定的温度。想到前两天发广播写过的Astorga,西班牙的一个相当于县级市,随便一搜这地方的市长,年轻时就普通打工人,29岁开始从政,干了几年后又继续经营自己的小公司,四五年前又重新参加竞选,今年刚选上。别说西方,就算本国,八九十年代的官员也普遍有在社会、在市场上工作多年的经历,研发过罐头、当过木匠啥的是吧,曾经所谓的“工程师治国”。遇到过一位副局长,女性,以前是医生,工作多年后通过公选进入机关,跟她打交道的感觉,就像在跟我以前工作时的精明强干的市场总监打交道一样,气场、作风、举止和那些一直在机关的领导相比确实有明显的差别。反正我对一直在机关、在体制内“长大”的官员没有什么信任感,天然质疑这些人的水平,这也不是“不识民间疾苦”意义上的事,这一两代的官员,许多都还是普通、贫苦人家的孩子(下两代就说不准了),也都从基层机关一步步爬上来,但这类官员就是一辈子没有认真地做过真正的劳动者。现在的官员一个个会把学历补到很高、很漂亮,这个高级经济师职称那个工学博士学历的,但社会大学的学历是个零蛋。读书还是工作,都是社会化,官僚阶层的壮大,本质上意味着这批人与其他大多数人相比少了一整个社会化阶段,然后呢,这些未经完整社会化的人反而更能顺理成章地治理一方、管理其他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而那些社会化完善的人,反而早早地失去了成为社会管理者的资格。这样的吊诡,或可解释一些问题,而且从我们八零后一代体制内外每个人发展状况来看,这一现象以后只会愈演愈烈。
30年改革开放像一场梦,突然就结束了。
回看过去的人生,个人生活和国家选择紧密关联。
80年代物质生活匮乏,和人们对营养学的无知相搭,大家没有对比也没多少抱怨。我虽然基本穿得暖,但吃的很差。幼儿园到小学我家冬天必备的是萝卜干。一天三顿,早晚是粥配萝卜干,中午是干饭配萝卜干。我从小就面黄肌瘦。
90年代生活好些,但还不算普遍改善。初中我自己做晚饭自己吃完去学校上晚自习,有一天我爸的同学过来,看到我给自己炒了一份炒饭,放的猪油,他问我是不是考试考了100分,我说没有啊,怎么了,他说没考100分怎么能吃用猪油炒的饭呢。
那个时候外婆家那边的农村常常一个月也吃不到什么荤腥。新闻天天说“菜篮子工程”,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好像听起来挺接地气。
2000年前后队友读大学时,还不太吃得起鸡腿,食堂窗口的鸡腿他每次看到都很馋,一个星期才允许自己吃一次,那时候肯德基的原味鸡是他心目中无上的美味。他总是很饿,人也很瘦。
之后的十几年经济一路向上,年年新闻都是GDP增长的奇迹。
饮食构成终于不再缺乏脂肪和蛋白质。还没来得及感受幸福喜悦,食品安全不断爆出问题,房价也开始飙升。
新闻行业持续被打压收缩,就已经知道中国没有未来。然而它以不计(人民为)代价的歪门邪道安然度过一次次的危机,我也困惑了,莫非邪恶到一定程度真能逆天?
然后突然就到了今天,百兴俱废。
我像《1988》里面那株植物,忍无可忍,拔脚跳出沙漠,远走他乡。
在他乡我看的还是中文博主做的原生国新闻。这些新闻反复确认,30年的改革开放结束了,过去几十年眼花缭乱的变化和变故,就像一场梦。
出来的生活有各种难处,我也有一些些思念和牵挂。但我一分一秒都没想过要回去。
我不想再整天吃萝卜干。
【在秋瑾身上理解一个世纪】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门槛上》描绘了一位正在跨越“高高门槛”的姑娘,被门内“声音”质询,原来跨过门槛等待她的并非黄金世界,而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疾病,甚至死亡”。20世纪初,中国有一批女性也站在自身与国家命运“门槛上”,其中唯一跨越思想启蒙与身体力行间鸿沟的当推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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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废宅,猫咪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