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水修二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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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站起来不到五秒钟，你就这样，合适吗？

我超怎么george takei也来毛象了，这小破联邦宇宙蓬荜生辉

我去……结尾竟然搂住了，我还以为会崩不住，没想到给我整到更高层次去了（整了半天这还只是开局下一季给我直接跨越200年……本来以为父亲是幕后，结果到最后才说是哥哥棋高一着
总的来说第一季还OK，本来前面叙事有些松散我还对最后结局不抱期望的，但是既然坑已经埋了，希望下一季每个人物的故事能圆回来
这一季我觉得最扯的就是女主和船长的感情线，最后一集抱在一起我的表情犹如其它人一样一脸懵逼，下一季拜托好好写（话说卷毛帅多了我摔
就第一季的质量来说不如dark第一季，不知道后续如何，坑是挖了，啥时候填啊！

★★★★ 孙伊：论中国妇女婚姻的权利贫困 (2/3)

三、毛泽东时代受制于革命强制的女性婚姻权利

中共执政以后，它对女性的结婚、离婚和生育等私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范围的控制与干预。[35]

1949年以后，中共以1950年通过的《婚姻法》为标志，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进行了一场革命，并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这场以革命名义的婚姻改革，具有反封建压迫和争取婚姻自由的进步性；另一方面，1950年《婚姻法》所规定的婚姻自由，导致大批中共干部“以革命的名义”抛弃了所谓“包办婚姻”，另结新欢，从而造成相当多的中共干部强迫“黄脸婆”妻子离婚、强制革命队伍中年轻女子与之结婚，甚至普遍重婚，对众多女子的生活产生了严重而又恶劣的影响。[36]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使传统女性解脱了家庭束缚，摆脱了夫权、父权和婆权的压迫，但却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因为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一系列看不见的观念和看得见的机构，为女性婚姻制造了形式上解放、实际上压迫的新枷锁。[37]

当时，中共以组织和革命的名义，强迫众多年轻、貌美、有文化的女性与干部结婚，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共执政前，由于忙于各类战争，中共干部和军人没有时间和条件结婚；更重要的是，中共将党员的婚姻视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人的私事。时至国共第二次内战，中共继续强力干预党员干部的婚姻，不仅在政治上实行高压，而且在经济上实施限制。这样，由于长期的战争和人为的限制导致大量中共干部成了“王老五”，并为1950年代革命组织强制妇女与军人及干部结婚提供了理由和背景。

必须指出，中共阻止党员成婚的一大动机是家庭往往成为隐藏个人隐私的堡垒，对抗革命的监视与监督。中共最乐于宣扬“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于是为革命干预家庭隐私创造了合法性，毛泽东时代那种单位、组织全方位介入家庭、婚姻和恋爱的模式，其实肇始于中共夺取政权前的革命时期。[38]

当时普遍出现的各种逼婚现象，是对中共一贯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极大讽刺。其一，一些中共干部滥用职权，利诱或变相实施强迫婚姻。1950年春，河北省怀来县发生了县长、秘书追求女学生的事件。该事件涉及公安局、教育局等部门，他们动用公权力软硬兼施，试图迫使两名女学生就范，促成她们与领导的婚事，“终至物议纷纷，风雨满城。在干部间、群众间均造成极不良影响”[39]，最终却因官官相护，不了了之。这一事件向社会各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男性干部可以胡作非为，漂亮女性必须放弃反抗。同时，很多地方还实行赤裸裸的暴力逼婚。例如，河北省河间县原县公安股长刘国义曾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当众警告处分，1949年因嫖女人再次受到处分，被降为股员。1950年春，他多次向离婚妇女李秀英及其家长提亲，均遭拒绝，于是，刘国义便派民兵把李秀英母亲和叔叔抓起来，拷打逼婚。鉴于这类事件民愤极大，河北省河间县法院不得不公开判处刘国义有期徒刑7年；中共沧县地委也开除了刘国义党籍。[40]但这种事前纵容、事后惩罚的方法，并没有在制度上解决中共干部结婚难的问题，故河北全省仍然出现干部逼婚事件。[41]

其二，重婚现象普遍出现。一批进城或南下的中共干部一夫多妻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在保持与原配婚姻的状态下又与其他女性结婚。例如，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刘子厚是河北省任县人，他给湖北省民政厅去函，请求帮助他解决遗留婚姻问题，称“余早岁在家曾娶孙氏并生有一子，后在革命队伍经组织批准已另行结婚，当时并曾经说明与孙氏脱离关系，惟因环境隔绝未能履行离婚手续，现在全国胜利，交通畅达，理合及早报请解决以维女权而彰道德”。这就是中共一贯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喜新厌旧、实行重婚，严重侵犯原配的权益；另一方面却声称自己这种无耻无法之行为是为了维护女权、彰显道德。由于刘子厚位高权重，湖北省民政厅致函河北省民政厅，要求早日解决，而河北省民政厅则表示立即办理[42]。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考虑原配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时中共侵犯女性权益、行政干预离婚的典型恶例。

其三，阻止离婚女性再婚。虽然1950年的婚姻法确认了《中华苏维埃婚姻法》和《晋察冀婚姻法》的一大原则，即“婚姻绝对自由”，但还是发生了像1932年一样的悲剧，即对要求婚姻自由的妇女大量虐杀。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妇女在1950年婚姻法公布后，因要求婚姻自由而自杀或被杀的，中南区一年有1万多人，山东省一年有1,245人[43]。按照法律规定，男女离婚之后都有再婚的权利。可是，当时一些中共离婚干部在离婚后继续干涉前妻的私生活，要求女方离婚不离家，为自己照顾老家的老幼或守贞节，不得改嫁。有意思的是，中共将执政前的婚姻大都戴上“封建婚姻”的帽子，为那些在执政后喜新厌旧或喜新不厌旧的“革命干部”提供舆论支持和法律根据。这又是中共功利主义与歧视女性的一种典型表现。需要思考的是，到底封建婚姻与革命婚姻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中共革命与封建主义又有什么根本不同？

中共干预女性婚姻的潜在动机是，“妇女解放”必须服从共产党领导的、从属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大业之需要[44]。 毛泽东时代不仅对女性婚姻、家庭和生育进行干预，而且以“解放妇女”为名，强调男女的义务平等，而不是男女权利平等，要求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鼓励女性走出家庭的真正含义在于，女人应该与男人一样，参加工作，为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尽义务、作贡献，这种男女义务平等的提出与传统的重义务、轻权利，以及中共的平均主义单位制一脉相承[45]。

中共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不是为了增加她们的个人权利、提升自由意识，而是为了发展生产，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46]，并藉提高女性的社会和生产技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47]。中共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其实质就是女性“迈出小家之门，和男人一样为国家尽义务所获得的相同的认可”[48]。但是这不但没有提高女性的个人权利，而且将她们的权利放置于革命事业的制约之下，导致她们的个人空间和私人领域比传统社会的家庭妇女更加缩小，“解放”妇女的后果实际上制造了一根新的枷锁，将女性的义务与革命的义务绑在了一起。[49]

★★★★ 孙伊：论中国妇女婚姻的权利贫困 (3/3)

四、后毛泽东时代的金钱强制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婚姻主要受家庭的干预，毛泽东时代的婚姻主要受组织的控制，那么后毛泽东时代的女性婚姻主要受金钱、市场和财产的主导。[50]

传统社会主要流行“包办婚姻”，家长往往出于利益考虑包办和强迫子女的婚姻行为。这一特点到后毛泽东时代，演化成了买卖婚姻，这种以金钱、财物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条件，严重侵犯了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原则，违背了婚姻自由的精神，给当事人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婚姻悲剧。[51]目前，买卖婚姻的现象越演越烈。从农村的情况看，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农村，男性未婚的比例相对女性来说较高，也就是说，已达婚龄的男性多于女性。社会学家与人口学家认为，这是个别地区形成买卖妇女的一个重要原因[52]。

现阶段，中国的买卖婚姻出现以下特点：其一，要价越来越高，且呈逐年递增趋势，由过去的几百元、几千元发展到1万至5、6万之多；其二，要价形式越来越多，且花样翻新，除正常的订婚礼金外，礼物由过去的小礼，如蔬菜、布匹、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日用品发展到“三金一冒烟”（即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摩托车）等高档消费品，有些地方还要手机；其三，由城镇到农村，由富裕地区到贫困地区，礼金呈阶梯状向上攀升。一般是城镇低于农村，富裕地区低于落后地区，越是贫困落后地区、缺乏经济来源的地方，要价越高[53]，婚姻的买卖性质越明显；其四，买卖婚姻与拐卖妇女密切联系。例如，男性陈某花了5千元人民币从人贩子处购买了一个老婆杨某，由于杨某不肯就范，陈某又以2万元的高价，将杨某转卖给他人[54]。

买卖婚姻彰显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买卖女人的价格提高了，但女性的价值是否同步提升了呢？与包办婚姻相比，买卖婚姻从家庭无价包办转型到市场有价交易，而且，从家庭的强迫指令转型到相对的自我、自主的选择；但是，从现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看，买卖婚姻贬低了女性的人格，表现了对女性的压迫、剥削甚至蔑视，是一种陈腐、野蛮、肮脏的社会陋习[55]。

在财产方面，现行法规侵害了离异妇女的合法权益。2001年，辽宁省妇联就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等问题，采取问卷、走访、座谈、抽样、查阅信访案件等形式，对全省7个市的16个县（区）所辖103个乡镇的5千多名农村妇女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多数离异妇女丧失了土地承包权。目前，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签订合同时均以男方为主，一签就是30年不变。离婚后，女方得不到应得的份额，回到娘家亦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同时，离异妇女的住房权益得不到保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建住房，法院大多判决给男方。另外，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不公平。离婚时，男方往往采取种种手段，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使女方遭受损失[56]。

有关调查表明，约50%的妇女在离婚中未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特别是富人离婚时因女方没有掌握家庭财产权，难于举证而权益备受侵害的现象尤为突出。在城市，由于福利分房多以男方为主，离婚后妇女往往只能住条件差或暂借的房子，因此而无处栖身的女性为数不少。海南省调查反映，住房得不到合理解决的占离婚妇女总数的40%。陕西省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中，有70%的妇女住房困难；在农村，多数离婚妇女无房可住，许多妇女拖儿带女、流落街头或寄居娘家，处境悲惨。妇女离婚后，因住男方单位的房子又被强行同居者为数不少。不少男子以看孩子为名，骚扰女方，干涉再婚。在海南省，离婚妇女中受前夫骚扰的高达55%。各地普遍反映，离婚后有近70%的妇女承担了抚养孩子的义务。这些妇女往往因无法了解对方收入底细而得不到应有的抚养费，在农村则几乎一点也得不到。尤其是那些已下岗、无业及外出经商者，抚养费更难索取[57]。

这样，离婚女性往往面临经济危机。尽管《婚姻法》对有权请求经济帮助主体的规定没有性别之分，但请求经济帮助的主要是女方。调查显示，离婚时女性要求经济帮助的，哈尔滨最高，占被调查案件总数的91%；北京次之，占90.8%；厦门最低，也占71.43%。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女性无业或从事低收入职业者远多于男性，离婚后面临生活困境具有必然性；二是住房状况男性明显好于女性，离婚时大多数房屋或者所有权归男方，或租住男方单位之房，或租住男方父母之房，即使是双方共有的房屋，也大多是从男方单位购买的福利房，致使女方很难分得房屋的所有权，甚至得不到居住权，使其在离婚时面临居住困难。从上述三地的调查可以看出，没有住房、没有收入或没有固定收入、身患疾病、子女上学是请求经济帮助的四大主要原因。以北京为例，请求经济帮助的首要原因是无房居住，占52.6%；其次为无业，占25%，加上失业的9.2%，因无工作而致生活困难的占34.2%；再次是由于患病，占22.4%，居第三位。调查显示，女性在中老年时期普遍体弱多病，在债务负担的调查项中，女方因治病而负债的占7.9%，而男方则无一例因病负债的。第四位是因子女上学而请求帮助的占10.5%。住房、医疗、教育是当今普通中国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且所占比重较大，完整家庭尚可应付，若离婚时一方患病在身，或单方抚养子女供其上学，或无房居住的，生活的贫困程度可想而知，若不依照法律给予一定的救济，将使贫困一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权利平等难以实现。[58]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地区普遍流行“搭伙”，即个人离婚或丧偶后与异性同居的事实婚姻，双方不承担责任，各取所需，合不来就“散伙”。这实际上属于为了生存而作性交易。有调查者采访了一位45岁的张姓女工，她10年前因家庭暴力离婚，长年受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而患上轻度精神病，但能正常表达且非常健谈，访谈中不时卷起衣袖展示身上的伤疤。她说，刚离婚时每月不到300元的工资，房子归她，女儿判给男方；可男方根本不管孩子，没几天就把孩子送回来了；他还隔几天就回来闹一次，跟我抢房子，我不让他住，他就打我。后来我认识了老周头，就搬到老周头家跟他搭伙过，把房子让给前夫。“他老婆死了十多年了，我给他做饭，又陪他睡觉，他有时还给我钱花呢”。张某的言谈透漏出这样的信息：经济资源的获得伴随着其他方面的付出，如“做饭”、“陪睡觉”，这种出卖劳力和性的方式不是平等的互惠互利，而是经济资源与性资源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搭伙”双方感情因素的存在，但张某最初选择“搭伙”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单亲家庭的基本生活，出于无奈才选择这种获取经济资源的方式。张某说：“老周头生气了也打我，但他不下死手，还给我地方住，我挺知足的”。按常理，互惠交换是先受惠，后回报；而在“搭伙”中，女方往往是先付出，后受惠[59]。

很显然，在市场经济时代，家庭和单位的控制明显弱化，但市场和金钱牢牢控制和主导了女性的婚姻，经济地位决定一切。[60]

中国妇女婚姻权利的贫困历经民国时代、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尽管形式不同，但她们遭受压迫和排斥的实质始终未变，特别是农村女性的性别劣势仍难改变。[61]妇女婚姻权利的贫困必然影响妇女人权的贫困，并深刻影响女性走向真正的解放、自由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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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们在外面扯皮，我就和外甥女窝在她的房间东拉西扯。她拿出《战争与和平》向我抱怨，里面的人物太多，故事情节看得头晕，记不住。我说我也不太懂，大概是需要了解一下俄国革命。

于此就聊开了，以她问我答的方式，聊了聊斯大林之死、各国独裁者之恶、历史书上不让提的人道灾害等等。

当我提到，共产党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并企图通过强推普通话消灭地方方言的时候，她十分不解，大呼：“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不是越尊重他们，越能获得他们的认同吗？为什么！为什么啊？我不理解！”

聊到解放长春是以“围城”的方式，最终导致人吃人时，她眉头紧皱：“这也能叫作‘解放’吗？”

跟她说此刻的台湾准备九合一选举，讲到韩国瑜被选上台后又被投票罢免时，她一脸释然：“台湾人好厉害，要我，我也不愿意回归。”

还有一些细碎的，不知该如何叙述。人类之恶，正如皇帝的新装，浅薄到连儿童都可以轻松察觉出其中的问题，反倒是我们成年人，辜负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对善良和公正的渴望。

感谢她，让我觉得，宣传机器的力量，并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强大，人性，依旧可以胜过强权。

I'm here. It's me. Magic!

The (green-ticked) Neil Gaiman

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的努力从未停止。

又看了普露修卡的剧场版，黎明卿干出过什么事明明都不奇怪了，我还是好痛。人形，这套已经被作者玩通了，从米蒂开始。

每天赞美加拿大的善良。我一手托着烤鸡，一手拎着玻璃水，要过一道门，在我离开那道门还有三四米时，门那边的老先生通过玻璃看见我，他走到门前，帮我拉开，笑着说他知道我手都占着，我礼貌道谢。

然后，他转过身慢慢挪动，向着他的助动车，原来是身体不方便的老人家。我说“可以让我帮你吗？”他说好的呀，于是我搀着他一步一步挪到助力车前。

就，都很开心，能温暖一整天的那种开心。

啊啊啊太美了吧哥

关于香港废青那件事，之前我和我师兄做完爱一边看着这件事的纪录片，一边在聊天。
他说他当年出国回来正好从香港入境，满地都是习总书记的黑白头像。
过关的地板上也是。
他说他看哭了，因为他觉得这种对城市的爱太深沉了，是怎么样才会舍弃生命去抗争。

小时候那个家的小区花园里有一道窄缝，大概有十五厘米左右？每次放学路过对那条看不见内容物的缝抱有很迷幻很童真的猜想，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初中。后面有一天我真的梦见自己无意间走进去，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进入那条窄缝，从那里进去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很多又大又小的事物，可爱又温馨，但是多看两眼觉得很诡异。第二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拉着我妈陪我去看，结果那只是一个浅浅的缝而已，里面甚至摆不下一整个扫帚。

基层需要体谅什么呀，我一个同学在上海当公务员，周末出去给小区做核酸还能免费拿早餐，动不动十五六个包子揣回家了，食堂饭便宜一份两荤两素盒饭盛惠10块，每天下班带两份回家，爱人都不用开火的。这种钱少的岗位大部分都本地有房人士才去，主动的选择，就是累也自己选的哇。
忙的时候也忙，说有段时间天天忙到凌晨两点，问他在忙啥，噢，忙着打流调电话骚扰民众哇！

这时候还跟党走呢不怕党绊你一大跟头……

今晚居住在广州海珠区凤和康鹭片区城中村的湖北籍居民大规模聚集，冲击封控围蔽，与防疫人员及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传闻湖北籍居民计划围堵海珠区政府，特警已经进场。

鹭江、康乐一带城中村的湖北籍居民主要为附近中大布匹市场商圈从业人员，两村占地约1.12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约为10万以上，自本轮海珠疫情爆发起一直是封锁区，至今有3万以上居民被转运异地隔离。今天看到三件事，一是凤和经济联合社发通知要对区域城中村进行整改治理，要求居民凭医学证明返乡及投靠亲友，待城中村治理完毕后再回归。二是财新网报导 https://photos.caixin.com/m/2022-11-14/101964696.html ，康乐村数十名在外地解除隔离的居民返穗后无法进村，只能露宿街头。三是一名男子在封控区的马路边持续下跪拜求，旁边有女性抱着一名男童等待，据传事因是孩子高烧40度无法离开封控求医，视频画外音听声口都是湖北籍居民，封控口外有多名身着防护服的辅警对男子行为视若无睹。

昨日下午，广东省湖北商会发出内部通知，暂住在海珠区封控范围内的湖北籍务工人员，可凭连续三天24小时核酸绿码，免费乘坐大巴或高铁返乡，不被劝返。

微博实时都是本地人在辱骂湖北人。指责他们罔顾防疫管理随意行动，哄抢物资，不配合核酸采集，隔离不愿住体育馆要求住酒店。还有「暴动」、「前有香港废青，后有死人湖北佬」等等。清零政策的恶因最终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本地市民说「闹比不闹好，支持湖北佬」，但只是极个别声音。看得难受，痛苦，想死。

地方资讯号上有人投05年老照片。哇05算老照片了! 好多人说电商发展起来之前实体经济很火。但是再往前推到九十年代后期下岗潮时实体经济也不太行，一年就火个春节前。而再往后到双十一最火那几年，我在电商上花钱多我在实体花钱也多。如今是在医院花钱最多了。老照片下满是对过去美化后的怀念和对现在真实的不安和失望。至少饭店能开到2021年的各有各牛比，今年撑不住的全是被防疫干死的。

所以这波撤核酸点是不是单纯是因为没钱了，打算逼民众适应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