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了不少维吾尔人的逃生经历,在汉人身上也适用,那就是对时局风向的判断太重要了。
像Nury Turkel因为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劳改营里(其实也是集中营名字不一样而已)所以从小就反贼,早在2000s初就润到美国。那时候还在全球化蜜月期,也还没开始强制收护照,所以是最容易润的时期。另一位《How I Surived A Chinese Re-education Camp》的叙述者Gulbahar女士,实际上夫妻两人在新疆是国企工程师,妥妥的中产阶级,而且Gulbahar称她以前对生活还算满意比较岁月静好不谈政治。但是因为丈夫比较反贼,早就不满国内对突厥民族的普遍歧视和言论压制,在06年时宁愿舍弃工程师职业也要润去法国一切从头来过当出租车司机。如果不是全家人的法籍身份和背后强大的新祖国,Gulbahar根本不可能在两年的政府谈判和扯皮后勉强放出来。而一位在埃及留学而且对国内风向毫无意识的米日古丽居然在集中营风头最劲的2017年回国,最后救了她的是因为跟埃及前夫生了孩子,前夫拉着埃及使馆人员来捞人(带回国的三个孩子,一个神秘死亡)
@pomegranate @little5 尊滴很漂亮啊啊啊啊啊受不了了五五好美腻
我敢惊扰
这个世界吗?
一分钟里有足够的时间
作出一分钟就会变更的决定和修正。
因为我对它们这一切早已熟悉,熟悉它们这一切——
熟悉这些黄昏,晨朝和午后,
我用咖啡勺把我的生命作了分配;
我知道从远远的那个房间传来的音乐下面
人语声随着那渐渐消沉的节奏正渐趋消寂。
所以我还该怎样猜测?
艾略特《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
这段话太好了我记一下。《巴黎评论》:你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拯救人类吗?
辛格:什么都不能拯救我们。我们可以取得很大进步,但我们会继续经受苦难,永远不会有终结。我们永远会发明新的痛苦的根源。说人会得到拯救的观念,完全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而且即使是宗教领袖,也没有说我们在今生今世就能够得到拯救。他们相信,灵魂将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拯救,相信如果我们在这里表现好,我们的灵魂就有希望升入天堂。在这个尘世中建立天堂的思想,不是犹太人的,当然也不是基督徒的,而是一个完全希腊或者异教的思想。如犹太人所说,用猪尾巴,你不可能造出一只丝绒钱包。你不能将人生拿来,然后突然把它变成一种极大的乐趣、海量的享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当人们谈起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时候,我一方面承认条件可以改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远离战争,另一方面,还是会有足够多的疾病、足够多的悲剧。对我来说,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我觉得,尽管我们有苦难,尽管生活永远不会带来我们想让它带来的天堂,我们还是有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人类得到的最大礼物就是自由选择。确实,我们对自由选择的使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拥有的这一点自由选择,是一份如此伟大的礼物,它的潜在价值可以有如此之大,以致于仅仅为了它本身,人生就值得活下去。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个宿命论者,但我知道,我们迄今为止所达到的这一水准,主要是因为自由意志,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是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
@tintinnabulacion 希望ta能到一个没有人类的地方,会快乐一点
何伟在《纽约客》的新文章,以他遭遇的举报事件为由头(到最后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微博举报、又是谁决定不给他续约的),对比了自己二十多年前在涪陵教书以及最近两年在川大教书的经历。
就像他的所有作品一样,有的是故事和深描,没有什么黑白分明的结论——二十多年前的学生其实更加民族主义,但是他们又有一种初入新鲜世界的好奇;现在的学生其实懂得更多,对体制的运行更谙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老大哥狂热支持者,但是他们又更加现实主义。
何伟认为,高强度的竞争实际上对年轻人有一定的驯化作用。但是,他又认为,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完全被剥夺主动性,他们还是能读能写,能观察能思考。
结尾是他和川大学生媒体《常识》的同学们的对话。他发现,这些同学几乎都是女生,他接触过的女生是小粉红的概率更低。虽然不少同学觉得最后还是只能逐步适应这个体制,但仍然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女生说,将会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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