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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恶魔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81990.html

给大家说件讽刺的事情吧：我妈在母亲节那天被抓了，现已失联10天。我2015年出国至今总共回国一次，回去的节点正好是Covid-19初始前半年左右。2019年的回国之旅我既没见到我妈也没有见到我爸：前者对我回国这事非常恐惧且惊怒，电话里质问我为什么回来并告诉我一定不要去看她，她担心她的状态会影响我的人身安全；后者则是我不知要如何面对于是选择主动避开。回到我妈被抓这件事或这一系列事，因为我知道自我出国后她被抓被放不知几何了。因为把我送走了，所以她只需要顾及她自己的安危了，这大概是她的行动逻辑。我从最开始的忧心忡忡到愤怒最后留下的是麻木，我不知用怎样的情绪去面对一个比我更知道自己政治诉求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的要求只是“活着，能够联系上”。她是个勇敢到近乎偏执的人，最后一次联系我的前两天告诉我因无法忍受当地公职人员的变相软禁她从江苏骑车到了武汉，我不晓得是骑的自行车还是电瓶车，只知道这么长的路程加上无法寄住停留一般的旅店，这样长途的风餐露宿恐怕是20多岁的我也没有精力能做到的。我曾经跟她抱怨过说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是正常的：每天顶着一副岁月静好的面孔在澳洲上着班，遇到同事朋友询问家里的情况就简单地回答对方家人在中国生活，但私下面对自己时，我时时都要想起自己母亲存在着被恐吓被侮辱被限制自由的事实。这种维持表面平静的状态我已然习惯，却总觉得自己随时有失控癫狂的可能。像对着空气打看不见的鬼。
附图里有些关于我妈这次被抓后我试图做的事情，被马赛克的是一些涉及私人信息的名字。我想我很早前就和我妈一样做好了面对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况且这早已无关我妈政治诉求碍了别人眼的事，这么多年因为被抓遇到的恶鬼小人早已消磨了她原本出发时的初衷。而杂碎小人恰恰是最无解的。我无法怀抱希望，我的经验告诉我记录和等待也没什么用。我打下这些字只是想告诉还心怀天真过于乐观的人，没什么好留恋的，整个系统都恶心透烂了，逃。如果可以，带上你能带上的亲人，逃。做异国的流民，忍受孤独，什么都可以，不要留在中国做他们眼里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你在他们的定义里，不是公民，不是市民，是狗命一条。

万柳事件后一天
这里是北大，也是中国。

所以说中人/汉人的一句"最后一代”才显得轻飘飘的，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说，这早就已经是个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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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xizangzhiye
根據美國之音藏語部 @VOATibetan 報導，今年2月25日在西藏首都拉薩布達拉宮前自焚的著名青年藏人歌手才旺羅布的父親曲根（ཆོས་རྒན།）因受到中國警察的多次威脅和騷擾，於近日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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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你三代”
谢谢这位警官，谢谢你告诉大家你们的防疫还要搞很久，至少还要搞三代。谢谢你告诉大家你们防疫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运动，就是一次忠诚测试，为了在这三代人中间筛选掉不忠诚的、不听话的和不愿意下跪的。这样剩下的就可以跟你一样老老实实做赵家人的狗腿子了。谢谢你用最严厉的语气说出来了，给我们社会注入了一剂最强的避孕药，挽救了不少可能被生下来做奴隶做人质的孩子的命运。
但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了，谢谢。

说是浦东区长立了军令状，粉身碎骨也要把新增病例降低60%，不知道是打算把谁粉身碎骨，也不知道奥密克戎答应了没觉悟了没。

我难以想象现在在国内读国际高中的上海学生情绪会有多崩溃。

对高三生来说，高中三年一直在一个更注重多元和个人发展的教育体系里长大，但是临门一脚取消他们的考试资格。如果只申请了一些有分数condition的学校肯定是去不了了，别的没有condition的学校又有很长的negotiation的过程。

但我觉得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恐怖的是高一高二家长要怎么应对，申请季对他们来说还没有开始，而当他们从政策中品出留学潮已经过去，粉红的家长会把孩子塞回体制内高中吗？那样的噩梦真的是很多学生可以承受的吗？（尤其是对那些因为自己的其它原因想跑的人来说更加难以承受吧）

我是因为我的性取向受到歧视所以想走，当时留学还是一个值得尊重羡慕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受到家里太大的反对。如果那时候家人反对，我一定会崩溃。但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还是这样吗？我不敢想象。

remember

1989年6月4日，他骑车上班经过木樨地和公主坟，亲眼目睹屠杀后的惨状，于是他把路上见闻写成新闻稿，于早上6时25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由当时值班的英语播音员陈元能向全世界播报。

他叫吴晓镛，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他父亲吴学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他因此获刑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