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newer

公司最近在搞Diversity & Inclusion,要我们这些diversity cards发言。我真的是冥思苦想了好几天这有啥好说的,凭什么talking about diversity还要给我们这些diversity cards增加工作量给你们想solution,结果昨天蹲在马桶上拉屎的时候突然灵光一现有了想法。
于是今天在其他人都做了关于自己国家文化的PPT之后我激情发表半小时关于immigrant rights以及公司HR对immigration process的支持远远不够我们都得靠自己问同事in a huge panic的演讲。全场之前talk about foreign food的氛围都变了,大家沉默。
我最后:Sad thing is no politician would stand up for immigrant rights because we can't vote,and I still can't vote after spending so much time and money and youth in Canada。

伊朗抗议。多有力量的一张照片,看了两秒流泪了,因为我永远不会变成她。

tiktok热门也全是伊朗女性的剃发反头巾运动…
天,伊朗女性,真的我要站起来致敬。
“既然向前一步,向后一步都是死。你为什么不向前迈一步呢?向前一步,还能看到不同的风景。你只有向前一步,之后降生在此地的姑娘才可能不再遭受跟你相同的命运。”

我日…眼泪……憋不住狂流。

顺便说伊朗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全中东第一,她们的受教育率高达97%。另外2012年据联合国统计伊朗达到学龄期的女男入学比例是主权国家最高的,从小学入学的伊朗女男入学比就达到1.22:1。

所以伊朗大多女性都有知识有文化,因此她们更加能体会到一个人,不论男女如若长期生存在高压环境下,是会变得十分扭曲而成为非人类的存在 :Parrot49:

-> 韩国转型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哈哈哈哈哈哈,现在的中国人认为这些都是对的了!!)

Show thread

既然如此,我来推荐一些赤裸裸的荒谬本身以供直视。

首先推荐 Sarah Topol 写的我的故事了。

nytimes.com/2020/01/29/magazin

这篇实际上是用我家的事,从当地的视角,把新疆自 1949 年以来的历史串起来讲了一遍。这一点来说,就很适合完全状况外的读者快速摄入必要的背景知识。

同时我的故事也算是足够有观赏性啦。要素过多以至于编都编不出来:同龄人里第一批上汉语学校,一路被 bully 到考上北大,为了和汉族丈夫结婚闹到全家鸡飞狗跳……然后集中营年代里,父母相继消失,远程指挥妹妹跑路美国,几乎是意外地把父母找回来,再因为继续发声跟亲妈翻脸……

讲完我自己都觉得波澜壮阔,读起来也确实是好读的。另外其实 Sarah 的其他故事也很好读,比如写罗兴亚「民办教师」的一篇,读过之后会觉得主人公是认识了很久、渐渐没了联系但仍然关心的朋友。我能想象我在很多读过了我的故事的人印象里,也占着类似的位置:一个曾经熟悉的亲近的,眼下仍然关心的朋友。(5/N)

我前些时还在想,动态清零什么时候会跟计划生育一样,成为所谓的“基本国策”,这不就来了吗?对比一下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正式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成立计生委,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2000年大家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2010年后逐渐有调整,然而最终是什么时候取消的呢?(理论上只要不修宪就不叫取消,我们只谈事实)是2022年7月28日。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函,叫做《关于优化同意建立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结尾顺便提了一句,说是“同时撤销”原有的计生部门。也就是以一个连公章都没有的联席会议虚晃一枪,总算是把横行41年的计生委给取消了。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长官意志+体制惯性有多可怕——即使完全不考虑人权问题,实行二十年也已经够够的了,谁都能看出不能再这么搞了,可是仍然继续搞了二十年。五十度的水正好入口,非给你烧到一百度往你嘴里灌,这就是制度惯性的可怕之处。

OMG,简直是我看过最牛逼的纪录片,一个退休厨师潜入朝鲜友谊协会卧底十年,和一个前毒贩扮演的富商一起去和朝鲜做军火生意。加上导演一共三个人的草台班子拿到的情报直接赶超专业情报机构(比如朝鲜出售武器的报价单,还有朝鲜官员亲口承认卖武器给ISIS,以及绕过联合国制裁出货的途径)除了mind-blowing外没有别的词形容

pan.baidu.com/s/1pHE7JylS4MaeI

密码vjf7

转自推上一位记者:
香港上半年人口数据与2020年中相比减少了3%. 但魔鬼在细节中:

0-4岁减少14%
20-24岁减少21%
25-29岁减少10%
30-34岁减少7%
60岁以上占人口的29%

多个年龄段女性离开的比例更大。真被逼到用行动展现“最后一代”了。

censtatd.gov.hk/en/web_table.h

君主修宪制国家的人羡慕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人很正常

天下何人不辱华,女王当然不例外
patreon.com/posts/nu-huang-jia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在位期間,曾於1986年10月訪問中國,成為歷史上首位訪華的英國國家元首,當時還與鄧小平會面,兩人更有講有笑。她還在白金漢宮,先後接待過華國鋒、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等多位歷任中國國家領導人,基本上每次都言談甚歡。
……
惟獨2015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婦到英國進行為期5天的國事訪問,相隔大半年後,英女皇竟在白金漢宮花園出席慶祝其90大壽的活動時,與倫敦一名高級警官罕有地談及當日的情況,直斥中國代表團「對(英國駐華)大使非常粗魯無禮」(they were very rude to the ambassador)和「匪夷所思」(extraordinary),並替當時負責保安工作的該警官大嘆「倒楣」(bad luck)。整段對話被一名攝影師拍下,發送到全國廣播機構而曝光。

1962年6月1日,傳聞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生日,港英邊境大赦3日。時值大躍進運動結束後的飢荒時期,上萬名廣州市民湧向大沙頭火車站,計劃登上火車逃港,上千人連夜在售票窗口苦守購票,在6月1日當日火車站附近道路已被人流堵死,人們擠在馬路上、樹上、圍欄上,等待入站登車的機會。「當時聚集在廣州火車站的人群,不止廣東居民,還有外省的,江西的、福建的、湖南的、浙江的、蘇州的等等都有。」

事態驚動中央。6月2日凌晨,廣州戒嚴,共計逮捕16人,勞動教養22人,行政拘留3人。廣州市委其後下達於全市開展備戰反運動的決定。

「上世紀60年代後偷渡外流被堵截或反解人員占收容總人數的一大部分。1962年6月1日‘東站事件’發生後至7月,民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組織分赴深圳、黃埔等處車站、碼頭勸阻、堵截逃港人員,廣州收容8100多人;從1976年至1977年,每年收容逃港者7000多人,約占收容總數的60%;而1978年和1979年劇增至2 .4萬人和5 .3萬人,1981年後才大幅度下降。」

來源:《南方都市報》

mingjinglishi.com/2013/07/blog

翻出来终于能不用缩写说一句了。作为半个新疆人,我给在疆的所有朋友的忠告就是,宁愿在上海街头要饭,不要回新疆发展。内地人根本没办法想象在疆的生活,如果内地有什么限制力度为10,那么新疆的常态就是100,特殊状况就是200,如果上海的限制你觉得难忍,在新疆你就会崩溃。所谓景色美瓜果甜,作为游客来体验一下是会开心,但再美再甜也掩盖不了这个地方的日常生活本色就是乏味、衰微,重压之下没有活力。
伊犁今日,多少网友仿佛第一次知道新疆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也不过是很多过去很多年的日常稍稍往上提了一档、涉及人数多了一些。难道过去没有人这么痛苦吗,那些人去哪里了呢?

我诚挚地推荐各种拖延症患者阅读《拖延心理学》(Jane B. Burka写的那本),如果有人说读过没啥感觉,要不……再读一次?

anyway我是在反复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认真解构分析我的成长轨迹,并逐步终结了我从读大学开始到读这本书的节点中间长达十余年的颓废生活(可能有点夸张的修辞)。

当然我现在也还是会拖延,但它们基本在我自己的可控范围,我知道哪些是我给自己的缓冲,哪些是拖延症又抬头我要马上一棒子把它敲下去。

#读书

#橙雨伞 微博:
#搂腰喝水 女性主义作家娜奥米·沃尔夫有这样一句话,“在女性历史上,节食是最有效的镇静剂,因为安静的疯子群体最容易控制”。
她发现,女性应该变得更瘦的文化观念在1920年左右产生,而此时世界各国妇女开始要求并赢得选举权,这并非巧合。
根据女性主义时尚史学家安妮·奥德朗的著作,在这段时间之前,人们对女性美的观念是非常不同的。15至17世纪的艺术作品所描绘的美女有着“丰满的腹部”,18至19世纪的美女,有着“丰满的脸庞和肩膀”,她们看起来健康强壮。然而在1918到1925年间,“新的流线型身材以惊人的速度取代了更具曲线美的形式”。
沃尔夫认为,每当女性多获得一点工作、金钱和独立的权利,父权制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消除女性的这种权利感。它通过挑战女性来检验她们的女性气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瘦之所以在美丽神话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它能占用女性许多注意力和时间(让男性去做其他事情),并不断提醒她们,她们的价值取决于她们的吸引力,进而取决于她们与“理想”美(由男性建构标准并判断她们的吸引力和“价值”)的接近程度。它使她们为争夺男性这个资源而相互竞争,因为她们被告知,她们需要这个资源(拥有男人才能向其他男人和女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希望所有女性知道,你的价值,从来不该由外貌决定,从来不该由父权社会判断。
你的价值,在于你忠于自我的创造。 [抱一抱] 资料参考:《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icon_weibo: weibo.com/5939213490/M4MRL6KsC

#女权剪报 #女权 #feminism #女权主义

继说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PinkFloyd 主唱罗杰沃特斯还给乌克兰第一夫人写信:请让你的丈夫结束战争。

这个世界真的是让我感到目瞪口呆。想起小时候唱的《颠倒歌》:

颠倒歌,说颠倒/苹果树上长香蕉/小鱼在那天上飞/小鸟在那水里跳/小猪汪汪吠/小狗哼哼叫/咄咄怪事真不少/猫见老鼠撒腿跑/你说好笑不好笑?

长大后发现世界真是颠倒的,就不觉得好笑,只感到恐怖、背脊发凉了。

转自QQ空间,来源详见图内 @board #常州高校图书馆文献抢救 @help

> 急找常州人,不一定要“左”友,阅读爱好者也行(省一北奔四所高中的学生从优)需要大量人员扫描书籍,保护珍贵文献。
常州市教育局要把高校图书馆里的“白名单”外书籍全部化浆,目的是毁书,塑造“正确”记忆。
常州很多学校图书馆里的书非常珍贵,有些是孤本,甚至有宋永毅的全部出版书籍,及大量“文革”史料。共有4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帮助。图书馆管理员会配合我们把书取出,学生会把这些书从栏杆扔出来,扫描完要放回去。书到时候是直送垃圾场的。
(有想去的联系QQ 994756809)

我愿称之为当代《图书馆战争》🙏

Show older
廣場🚩:長毛象自由站,歡迎豆瓣鄉親及臉書逃難者

那年的廣場,那些年的廣場,讓我們重造廣場。手機App:https://tooot.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