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殘忍得不到結果 @[email protected]

4000米雪山的核酸

带娃去学校玩我坐在边上等他，一个小朋友走过来问我：你需要有谁跟你玩吗？

我心都要化了，说：谢谢你啊，你真好。我其实就是坐在这儿等我的娃，但是你想一起玩的话我也很开心。

小朋友说：但是你坐在buddy bench上。

我：哈？

小朋友：buddy bench, 坐上去的意思就是没人跟你玩你想找小朋友跟你玩，或者你想换一群朋友一起玩。

我转身一看，凳子上果然赫然写着：buddy bench.

有这么个凳子存在已经好可爱了，还真有小朋友过来问。

说什么来着，终极的耳光，煽肿狗熊的猪猡脸

每天都有人被绑上束缚带，大多是十几岁的少年，因为自残、打架等原因被绑起来。今天早上，一个少年因为在排队等待做电休克（也就是电击）时忍不住想吃东西被绑起来，因为做电休克必须空腹。
昨天我认识了前天晚上被绑起来的女孩，十五岁，拥有富裕而残破的家庭。她笑着叫我姐姐，给我看她手上被自己咬出的伤痕。“我是因为自杀进来的呀。”她的语气听上去满不在乎。
很多少年喜欢聚集到我房间，于是我的母亲就不好意思地退到走廊里。每个病人都必须有一个亲属陪护，少年们当然都不喜欢和亲属待在一起，而我又住在少有的单人间。他们聚集在这里也只是打游戏，或者与刚认识没几天的异性进行试探的亲吻与抚摸。“年轻真好。”我半开玩笑地说，他们便很快地回应，“姐姐你不也很年轻吗。”
我的日记本已经差不多半个月没有使用，来到这里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无法写字的糟糕情绪状态，而来到这里之后又几乎没有独处的时间。在别人面前用笔写字让我感到羞耻，于是只能用电脑。说起来，我很困惑这里为什么不会没收笔。所有尖锐物、棍状物、金属和玻璃制品都会被没收，但笔是例外。
我试图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写字的地方。活动范围只有一层楼，走廊里总是拥挤，因为大家都在反复行走，从走廊这头到走廊那头，每天都是如此。我喜欢走廊最南端一个老旧的木质长椅，常年累月的摩擦使它呈现出金属的深褐色，在其他塑料座椅中鹤立鸡群。但这条长椅也总是拥挤，事实上，走廊里的所有座椅都总是拥挤。
走廊会在晚上八点半之后逐渐空下来，因为九点是查房发药的时间。我总是在护士离开病房后偷偷吐出药片。“它让我很困，我不想这么早就睡觉。”我这样向母亲解释，于是她允许我推迟一个小时吃下晚上的药片。这意味着我在晚上也没有太多写字的时间。
写字的时候，常有小孩跑来问我是在写什么，但看书的时候就不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能抽烟，或者是因为平时吃惯的药被换掉，这几天我频繁地感到恶心。在此之前我都将那种感觉成为“尴尬的具象化”，今天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恶心。一定要描述的话，就是一种无地自容的羞耻感。尴尬和恶心是我最常有的体验，而在这里，一切体验开始逐渐被放大。
拿手机录像的时候被护士阻止了。母亲对我说，小心，如果不听话是要被收手机的。我问她，是所有人都这样，还是只有我这样？母亲露出讳莫如深的表情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大家都一样呀。
这让我觉得可笑，尽管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母亲，但仍是做不到。在发现有十五岁女孩问我要电子烟之后，她开始频繁向我提起又有哪个小孩做了什么在她看来“发疯”的事，并让我不要随便同意加他们微信。我对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好学生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也会在这里吗。
母亲说，我不是那个意思。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不一样。
我还是没有习惯和母亲长久地待在一个空间里，当她在我旁边坐久了，我甚至会感到靠近她的一半身体发麻。我问医生，为什么一定要有人陪护呢，如果我一个人待着会让我的精神状态更好呢。医生说，这是规定。
十几岁的小孩们问我为什么进来时，我笑嘻嘻地说，被警察抓进来的你们信不信。当他们露出半信半疑的好奇眼神时，我就适时地闭嘴。
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她看我穿着“女权主义者长这样”的t恤，就过来问我“你打拳吗”。我想了想，点头，她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对各种社会新闻的愤怒。我问她为什么进来，“因为我想杀人。”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想上街砍男的。”
今天在走廊上看书时，她拉着自己的母亲走到我面前，说，“你看，我就说姐姐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你知道吗，姐姐是写东西的呢。”我抬起头尴尬地笑，她问我在看什么，我把封面翻给她，《城市与狗》。“我都没听说过呢，好厉害呀。”
于是我只能笑得更加尴尬。

我好朋友上个月月初去方舱做志愿者，是公司组织的。本来我们每天都聊天，她进入方舱后有三天都没和我联系，后来告诉我是太折腾、太累了，每天忙到凌晨都不能睡，住的地方都是临时搭起来的。而只有身体上的疲倦，已经是万幸。
和她同批进入方舱的一个志愿者女生A（也是她的公司同事），被领导性骚扰。一天晚上她们组和领导一起吃饭，领导喝了很多酒，嘴巴里不干不净地揩饭桌上小姑娘的油。喝着喝着说自己头有点晕，请A扶他回房。A去了一段时间都没回来，然后我朋友收到了A发来的消息，一个房间号。

我朋友立马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跑到那个房间门口用力敲门。我朋友身材不高大，也不会什么拳脚功夫，相反她就是一个小个子温温柔柔的女生。敲了一会儿，A来开门了，背后是已经脱的只剩短裤、在穿衬衫的领导。

好消息是A和我朋友在公司里很有人缘，她们说出这件事后，同事都义愤填膺地表达了支持，甚至有分管小领导也表达了支持。虽然当天晚上房间里的事没留下证据（除了我朋友可以做半个证人和A的自述），但隔天领导的语音道歉和微信小作文都有留存。于是她们就一边做志愿者一边开始维权。领导知道她们要维权了，还去找酒店保安和经理，想让他们做假证，被保安和经理拒绝了。然而这里也发生了我觉得最可怕的事：

她们争取到了群众朴素温和的正义感，争取到了家人朋友的理解支持，甚至我朋友本职是法务，懂法条和诉讼程序。维权因此而变得容易了吗？
她们一开始报公司党支部书记，书记报上去之后表示上级不愿意处理。于是她们只能再报警，得到派出所回复——疫情不方便出警。她们请求派出所联系上级公司，联系到之后，上级负责人说“不用派出所介入，我们公司内部会自己处理”。过去半个月了也没人来处理，这么一拖再拖，没办法了，她们打了妇联电话和集团总部投诉电话。

集团总部投诉电话能打通都是分管领导帮的忙。

然后，她们等来了约谈。约谈她们的人问了这样三个问题：
1、为什么当时不拍照？
2、为什么当时不逃跑？
3、为什么不立即上报给公司，自己去闹大？

性侵犯出生在这儿就偷着乐吧。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 《惠州一绝》苏轼

上海行（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