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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很重要?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社会最近正在与性和性别有关的问题作斗争。我们正在重新思考长期以来在体育、监狱、收容所、更衣室等方面设置的界限,这些界限依赖于人类存在两种生理性别的假设。一些赞成修改界限的人质疑生理性别是否真的是二元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怀疑所给出的两个理由。

概括地说,有些人说“性别”是模糊的,它指的是不同的荷尔蒙性别,或生殖器性别,或染色体性别等,而其中没有一个是二元的。作为回答,人们应该指出,这些都是性别的标记,而不是性别本身。事实上,每一个都是根据真正的、基本的性别概念来定义的。

我们还看到,有些人说“性别不是二元变量”这样的话,因为当涉及到性别时,一个生物体内确实有四种情况:男性、女性、两者或两者都不是。作为回答,我们应该指出,这些都是性别的组合,但性别的组合本身并不是性别,就像鞋子的组合本身并不是鞋子。

那么,这两个论点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充分的理由来怀疑性别实际上是二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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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 boosted

在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领域,美国人都拥护那些他们知道会杀人的政策,有时是大量的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而是因为他们是理性的:他们认为他们所支持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的那些死亡是值得的,以换取这些政策提供的好处。这种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即使没有用如此明确或粗暴的术语来表达,也是公共政策辩论的基础--除了在涉及新冠的时候,它被奇怪地宣布为禁区。

通过政策变化拯救数十万人生命的最快速和最有保证的方法是禁止使用汽车,或严格限制汽车的使用,只允许国家以基本需要为由授权使用(例如,救护车或食品配送车辆),或至少将全国范围内的速度限制降低到25英里/小时。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立即防止大量的人死亡。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每年 “全世界有135万人在公路上丧生”,而“车祸是美国1-54岁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使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考虑到有多少年轻人因车祸而死亡或留下永久和严重的残疾,损失的生命年数是悲惨的。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小幅降低车速限制也能拯救许多人的生命,而几乎没有人支持的激进的降低车速限制将消除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车祸死亡。

考虑到可以避免多少死亡和重伤,为什么没有人吵着要禁车,或者至少严格限制谁可以开车(仅限必要用途)或开得多快(25英里/小时)?是不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反社会者,他们并不关心他们所支持的驾驶政策所造成的大量生命损失,只要不妨碍他们的便利,他们就完全乐意看着人们死亡或永久致残?是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其他人的生命,所以明知故犯地支持政策--允许15岁以上的人开车,高速行驶--这将使许多儿童和成年人一起死亡?

这可能解释了少数人的动机计划,但在一般情况下,原因要简单得多,也不那么险恶。这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据此,在做出公共政策选择时,我们不会只审查账本的一面(如果允许汽车行驶,将会有多少人死亡),还会考虑那些可以防止这些死亡的政策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对我们旅行能力的巨大限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大大增加,对我们生活中可以体验的东西的限制,回到前汽车时代的巨大经济成本)。这种成本效益分析的使用是如此的基础,以至于从右翼经济学家到左翼的欧洲环境政策团体CIVITAS都拥护和吹捧它,它是这样定义的:

「社会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决策支持工具,用来衡量和权衡一个项目或政策的各种影响。它将项目成本(资本和运营费用)与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行比较,例如,节省的旅行时间、旅行成本、对其他模式的影响、气候、安全和环境。」

这个框架,首先排除了对理性决策的绝对主义方法。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任何能拯救生命的方式都使它必须被接受”的理由选择一些改变社会的政策,因为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忽略了这个拯救生命的政策将产生的所有反作用的成本(通常也包括生命的损失:例如,禁止飞机,将通过防止飞机失事的死亡来拯救生命,但也将通过导致更多的人驾驶汽车来创造新死亡)

虽然关于如何应用这一框架以及哪些具体政策是理想的争论很常见,但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我们使用的主要公式是没有争议的--至少在新冠大流行开始之前是这样。现在,在西方民主国家极为普遍的是,大量的公民派别要求为防止新冠死亡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考虑这些政策带来的成本。因此,这种心态坚持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关闭学校,以避免儿童感染新冠,而不考虑关闭学校18个月或两年给所有儿童带来的可怕的代价。

以新冠的名义对所有年龄段的儿童的生活进行持续、持久和严重的干扰,其代价是不可能被夸大的。关于儿童所遭受的多层次的伤害,可以几乎肯定会写满整本书,其中一些伤害--特别是长期的伤害--是不可知的(几乎新冠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新冠本身、疫苗和隔离措施--的长期伤害,根据定义是不可知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反新冠措施对儿童的伤害是严重的、多方位的。记录这些代价的最好的主流新闻之一是2021年1月BBC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新冠:大流行病对儿童的破坏性损失”。

文章中提到的“破坏性损失”并不是新冠造成的儿童死亡人数,即使在德尔塔变体的世界里,这个数字也是微乎其微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16个月前大流行开始以来,在美国死于新冠的18岁以下儿童总数为361人--在一个拥有3.3亿人口的国家,包括7420万18岁以下人口。相反,“毁灭性的损失”指的是为防止病毒传播而颁布的各种封锁、隔离措施、呆在家里的命令、学校关闭、经济痛苦和其他各种伤害对儿童造成的多层次的伤害:

「从不断增加的精神健康问题,到对虐待和忽视水平的担忧,以及对婴儿发育的潜在伤害,这种大流行病有可能对国家的年轻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学校的关闭当然对儿童的教育是有损害的。但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它们是孩子们社交的地方,是情感发展的地方,对一些人来说,也是逃避麻烦的家庭生活的避难所。

皇家小儿科和儿童健康学院院长罗素-维纳(Russell Viner)教授在本月早些时候对教育特别委员会的议员们说得最清楚。“当我们关闭学校时,我们就关闭了他们的生活。”」

你越富有,你就越不可能受到新冠限制带来的这些伤害的影响。财富使人们能够离开自己的家,聘请私人教师,暂时住在乡下或山上,或在家里享受户外空间。穷人和经济上被剥夺的人承受着最严重的这些剥夺,这--加上根本没有孩子--可能是他们在主流话语中被赋予很少或没有权重的原因之一。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这种流行病给家庭带来的压力,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再加上居家命令,给各地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压力。”但是,即使对于成年人和那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来说,严重和持续地与社区和生活隔绝,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健康危害,正如我在2020年4月一路采访的两位心理健康专家所警告的那样。

这并不是说这些都是简单的计算方法。如何权衡新冠的死亡或住院与反新冠限制的严重危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几乎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答案。在同一个国家,随着病毒和新冠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演变,它甚至可能产生不同的政策答案。人们可以争论新冠的传染性与每年失去生命或健康生活能力的大量人口相比如何(因此,这种争论经常会遇到或多或少准确但无关紧要的区别,即新冠具有传染性,而车祸不具有传染性:这对一个人认可将不可避免地杀死大量人口的道路政策(如允许高速驾驶汽车)的意愿或拒绝考虑反新冠措施的反作用成本有什么影响呢)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支持或反对以抗击新冠为名的任何特定政策的论点。相反,它试图强调普遍存在的、被深深误导的、拒绝为反新冠政策本身造成的伤害分配任何成本的做法。

也许这种非理性的心态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新冠的住院和死亡比持续的生活中断带来的更隐蔽、潜伏的伤害更引人注目。也许西方国家迅速下降的育儿率使人们更难观察或关心所有这些对儿童的发展能力和心理健康造成的损害。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从心理上渴望父母以专制权力或扭曲的“安全主义”的形式提供保护--使任何成本效益分析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这些推测性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几乎一致拒绝考虑禁止汽车或在全国范围内限速25英里/小时;这种通过反对拯救生命的汽车政策来牺牲大量生命的意愿似乎是由这些政策会给特定人群带来的不便所驱动的。

无论动机是什么,不可接受的是--实际上是反社会的--坚持只将严重的成本分配给账本的一面(来自新冠本身的伤害),而断然拒绝承认更不用说重视账本另一面的成本(来自严重的、持久的反新冠措施对生活的干扰和限制)。鉴于当人们试图提出这一论点时产生的反射性愤怒--立即出现的是指责人们对新冠的死亡漠不关心--我想通过证据和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这种方法是鲁莽的、不道德的和非理性的。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和我为Rumble制作的30分钟的视频中的论点(你可以在下面的播放器上观看,目前是YouTube格式,等待Substack启用我们Rumble视频的嵌入)。

youtu.be/oLmLiF4VP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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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集•十七

乔治·奥威尔

1944年3月24日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中,或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在美国,一个社会调查组织向一百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答案从“纯粹的民主”到“纯粹的邪恶”都有。在这个国家,如果你请一个愿意思考的普通人给法西斯主义下一个定义,他通常会回答那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但这个答案很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那几个法西斯大国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举例来说,德国和日本就不可同日而语,有些被称为法西斯国家的小国更是难以定义。比方说,我们总是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好战,它在充满战争狂热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它只能通过备战或海外征服解决其经济问题。但这显然并不是真的。比方说,葡萄牙或几个南美独裁体制就不是这样。再者,反犹主义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有的法西斯运动并没有反犹主义色彩。那些高深的辩论经年累月在美国杂志中回响着,却连确定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也做不到。但不管怎样,当我们把“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用在德国、日本或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时,我们大体上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在国内政治中,这个词失去了最后残余的意思。因为如果你研究报刊的话,你会发现在过去十年里几乎没有哪一群人——没有哪个政党或组织——不被斥责为法西斯分子。

在这里我不是在说口头上所说的“法西斯分子”,我说的是我所见过的印成文字的内容。我见过“同情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义倾向”,或干脆就是“法西斯分子”,被极其严肃地用在下列这些人身上:

保守党人:所有的保守党人,绥靖主义者或反绥靖主义者,都被认为在主观上是亲法西斯派。英国对印度和各个殖民地的统治被认为和纳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那些你可以称其为爱国和传统的组织被列为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或“思想上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这些组织包括:童子军、伦敦警察厅、军情五处、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关键的一句话:“公学是孕育法西斯主义的摇篮。”

社会主义者:为老派的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如厄尼斯特·本爵士)认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回事。有一些天主教记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在纳粹占领的国家与他们展开密切的合作。在共产党的极左时期,同样的指控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发起的。从1930年到1935年,《工人日报》习惯性地将工党斥为“工党法西斯分子”,并得到其他左翼极端分子如无政府主义者的响应。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英国的工会就是法西斯组织。

共产主义者:许多思想家(例如:劳希林、彼得·德鲁克、詹姆斯·伯恩汉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沃伊特认为纳粹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并没什么不同,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目标是一致的,甚至有时候就是同一帮人。《时代》的社论(在战前)就称苏联为“法西斯国家”。这一点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的响应。

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核心组织,即托洛茨基自己的组织,是领取纳粹政府津贴的秘密赞同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人民阵线时期左翼人士普遍相信这一点。在极右阶段,共产主义者倾向于将这一指控加在所有比他们左倾的党派身上,如“共同财富党”或“独立工党”。

天主教徒:出了自己的圈子,天主教会几乎普遍被视为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都是亲法西斯派。

反战人士:和平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战争的人经常被指责不仅使轴心国更加方便行事,而且越来越带有亲法西斯派的色彩。
主战派:反战人士经常使用的理由是,英国的帝国主义要比纳粹主义更加糟糕,因此将“法西斯分子”这个词用在任何希望获得军事胜利的人身上。“人民会议”的支持者就差没说出抵抗纳粹侵略的决心也是同情法西斯的一种体现了。国民自卫队甫一出现就被斥为法西斯组织。而且整个左翼群体倾向于将军事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士兵几乎总是说他们的军官“有法西斯主义思想”或“天生就是法西斯分子”。作战训练、吐口水擦枪和向长官敬礼都被视为有助于法西斯主义滋生。在战前,加入地方义勇军被视为有法西斯倾向的一种体现。征兵制和职业军队都被斥为法西斯主义的现象。

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普遍被视为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但这只是在说话的人碰巧反对某个民族主义运动时才会说出来。阿拉伯民族主义、波兰民族主义、芬兰民族主义、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尔兰共和军统统被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但说的人各不相同。

从这些用法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在对话中这个词的用法比在书面中的用法更滥。我听过它被用在农民、小店主、社会信贷论、体罚、猎狐、斗牛、1922年委员会、1941年委员会、吉卜林、甘地、蒋介石、同性恋、普雷斯利的广播、青年旅馆、占星学、女人、狗和天知道什么事物上面。

但是,在这一片混乱的下面另有深意。首先,那些所谓的法西斯政权和所谓的民主政权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很容易指出,但不容易解释清楚。其次,如果“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同情希特勒”,上面我所列举的某些指控就要比别的指控明显更加名正言顺。第三,就连那些到处肆意滥用“法西斯分子”这个词的人至少也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感情在使用它的。他们口中的“法西斯主义”大体上说指的是某种残忍无情、寡廉鲜耻、傲慢自大、愚昧落后、反对自由和反对工人阶级的事物。除了相对少数同情法西斯主义的人外,几乎每个英国人都会接受“横行霸道”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这就是这个被滥用的词语的近似定义。

但法西斯主义还可以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体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对它作一个清晰而广为接受的定义呢?哎呀!我们不应该有这么一个定义——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要解释个中原因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但基本上是因为,在法西斯分子自己、保守党以及任何政治色彩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为法西斯主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慎重地使用这个词,不要将其贬低为一个骂人的脏词这样的水平,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liz boosted

这个视频应该被微博删掉了,但是还是很值得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来自一段上海某小区里警察上门,说该居民在群里搞“煽动”, 一开始口口声声说居民拍摄的录像要完整不能断章取义否则追究法律责任,后面却自己断章取义地去念该居民的在群里的表述。这位居民不卑不亢的表现也值得学习。看到的人越多,这位居民就越安全。也会更加知道如何跟国家暴力机关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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