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起来我会觉得确实他真的在做“政治哲学”，哲学本身在现在就有一种“你现在到底还能干什么”的危机。这个我觉得和天主教到底要多少程度接受传教当地的习俗的问题是相似的：如果不做一定妥协那么很难达到目的，但是妥协太多自身就会受到极大腐蚀。所以他认为应该找出最抽象的原则来面对现实争议是一个事实上非常合理的选择，因为谈论具体不是哲学的强项，而且谈论具体对多元价值是一个非常容易造成冲突的选项。
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受不了——因为我就不喜欢在哲学系做抽象思考，我始终希望有一条道路是真正符合现实、具备可行性的。但是我也觉得对自由主义大肆反对的人很奇怪，因为说到底，自由到底对大家有什么损害？没有自由难道就能保证安全吗？这很大程度上根本就不是二选一的选项吧。

最近看六四的纪念节目越看就越失望，因为人们现在愿意为六四清场辩护，已经早就将六四清场作为另一种“合法性”。我不是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已经差劲到了这个地步，但是我确实感到越年轻的人越倾向于威权。这有很多成因，我也不想说这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傻逼，然而如果局面就是这个局面，那么我怎么去憧憬设想转型正义呢？如果大家甚至于是把“自由”当作贬义词的人，我应该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共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