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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那群被欠薪、降薪的人，把李老师当做电子信访办了。

笑死我了刚刚看到一句话：
“穷则独爹其女，达则兼爹天下。”

偷的：
前几天跟老师谈心，我们老师跟我说1.001的365次方约等于1.44，我以为下一句话应该是0.99的365次方约等于0.02，然后引出一些“不积跬步”之类的上古鸡汤，还想着这种毫无逻辑的话怎么能从老师的口中说出来。但老师接下来说的是：“1.2的平方也是1.44，说明你努力一整年不如突击两天。”真理！绝对的真理！我顿时被这精妙的论证所折服！

道歉函:
快到2023年的年末了，在这一年或许不少人和我产生过各种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
在此我诚挚地要求这些人跟我道歉，谢谢。

有个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前几天有篇关于去年秋天的事儿的稿子，我昨天才看到。刚一点开看开头就心惊胆战，写到了我的好友，实名，他们现在的个人处境等等。后来我另一位朋友给我转来了中国数字时代上，作者本人的回应，看完之后觉得很失望。

明确受访者全都匿名，但是被受访人提及到的其他人，间接的，反而实名。这里作者给出的理由“各大媒体关注被捕者处境时已经广为提及”为由。（稍微逻辑滑坡一下，就是，且不论对错，别人这么做，我也可以做的意思）。各大媒体是谁？外媒？中文媒体？他们转载引用其他媒体的源头是谁？如果要援引别的媒体，就老老实实写信息源，引自某某媒体。文章没有这样写。文章很多呈现，看上去是采访所得，后来等到引起质疑，又说各大媒体都写了，所以是公共信息……这里，不规范，不专业。“宽泛的、易于获取的”信息，是非常主观的判断。既然从法律界人士比较容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还是不要省事，援引法律界的意见吧。

另外，她不知道的事实是，在上一波媒体关注里，几乎处于事件中心的一位朋友，亲口给我痛苦地抱怨了“各大媒体”公开他们的信息给他们带来的诸多麻烦，和延伸的后续。公开媒体的信息里就有很多扭曲和失实，而这些扭曲对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也有很多不好的影响，我当时唏嘘了很久。

那篇文章在对采访人的选择上就有“选择性偏差”。采了，也没有采深入；采了，但也没有全采。作者本人讲了“聊天”，和她对记者消息打探的态度，这一点最有问题，也是伦理失范教科书式的典例：她以为她不发出采访申请，是在保护大家，于是她只是“聊天”。于是大家不设防地和她聊天，却发现很多信息最终被呈现在文章里，有如今的反应，再正常不过（哪怕她是从别的渠道得到信息，聊天也验证了这样的信息，也是有contribution的）。可以料想的是，她如果发出正式的采访申请，被访人一定会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有限制的提供信息或者拒绝。记者做采访，吃闭门羹是常见的事。为了不被拒绝，一开始就不申请正式采访的情况，也常常发生，也是常用手段。可是这样操作常用于什么选题？什么样的报道对象？什么样的取向？往往是负面的、调查性的、批评性的语境。这样做之后的风险是什么？

这个事件的核心当事人远远不止向作者表达对文章认可的三个人。其他当事人发出采访请求了吗？这些采访的选择是怎么考虑的？其实随便去北京的现场就可以看到，文章开头那张照片，不二酒馆都已经“不在了"。尤其是她回应中提到了ABC，DEF，两个对文中截然不同的反应，还察觉不到自己文章的失公失允，反而固执地觉得后者“把人想坏”(这也是非常主观的判断）。

从结果上来看，文章的呈现有显然的幸存者偏差。一年后，那些能出国的都很幸运。行文里反而能看出来是处罚较轻的一群人，现在当然也愿意分享出来一年后的经历和处境。他们是大多数吗？如果是，为什么？可是处境更糟糕的很多人，至今还无法正常生活的，文章的呈现很有限。另外，听说作者身在海外，但是很多人还在国内，被迫呆在在原籍，作者对他们谈论”如何应对恐惧“，真让人难以接受。

作者的回应里，她总觉得对这些弱化的处理是在保护，实际上这种没有任何信息增量的、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但是又提及了一两句的报道，提了真的不如不提。直接伤害是给人家的生活造成了麻烦，然而作为记录事实的意义却因为那一层“保护”和弱化的处理，显得很鸡肋。

这就是采访的不公正，也是书写的不公正。作者在文末还放出一位正式被访人对文章的认同……无语。当然这一位会认同了！可是作者不应该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呢？

文章列出的其他各项，哪怕在极其富有争议的伦理选择时，作者也说“这一点可以讨论，但作者认为没有标准答案”……言外之意是：“在两难中我选择了有利于我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运动本就很复杂，去年上街的人有多少随机性、有多少人带着不同的诉求，以及对运动本身就有特别不同的看法。文章呈现了一些，但单一线性的描述“和为叙事需要”的铺垫反而简化了整个事件的同时，挟持了其他的声音。事实也是，队伍里很多人真的只是反对疫情政策但是不反对其他议题，甚至本身反对其他政治意见的口号。我就知道队伍中本来有更激进的声音，但其他人立刻反对，说这种声音会牵连其他人，我们今天就只是反对核酸，要求正常生活。能正常经济发展，五百年皇上又如何。这种声音，有人写吗？这种心声不讨好吧？

正是这样敏感的、复杂的、关乎公众利益的选题，才应该谨慎更谨慎，才应该权衡更权衡。才应该尽可能地囊括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作者提前预设的某一个单一立场。这一年里有其他很好的文章，实际上做到了平衡作者本人回应中的那些“可以讨论”的争议点：不但在信息源的保护和披露信息之间取得绝佳的平衡，也对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媒体不一定喜欢的意见也有所呈现。但是这一篇，且不论作者徒有怎样的出发点，笔下却没有这样的工作能力；出现了这么大的争议，却不能反思。还说”我们是面对共同的敌人“。没有人指责人们的不幸经历是媒体造成的，可是，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抗争者就经不起猪队友坑啊。每一次这样的新闻操作事件都在伤害被访人对媒体的信任度，作为专业的、谦虚的记者，应该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吧。

另外，文章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编辑的工作。作者列出了就这个事件的好几篇报道，然后也说过曾经面临过来自要撤稿的要求。敏感事件的记录和书写，不是非黑即白的，”写或者不写“，或者”写或者模糊地写”，放在哪里写，什么时候写。一些题，切入的角度、呈现的形式，都有很多技术上可以平衡，解决的问题。有的文章，急发不如不发。

更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争议应该就事论事的讲文章、讲新闻操作、和文章带来的负面影响本身。一群抱团的人开始讲作者的性格品质之前的阅历等等，为她背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并没有让观感变得更好。对于写作，每一篇都是从0开始。之前写过好的，不保证之后每一篇都写好。不愿反思是最大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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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 TM 微信了，也太 TM 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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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对白纸运动等大陆政治敏感议题的报道，涉及当事人/相关人士安全与个人意愿、公众知情权、现实政治压力与历史记忆价值等复杂的伦理考量，不能等同于针对公权力的调查报道或公众人物的特写报道。此类事件中报道伦理的失误不仅会对当事人/受访者造成法律上的风险，还会让这些当事人/受访者在社交、工作当中面临压力与伤害；同时，此类稿件的发表也会对事件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其影响力不能仅以公众层面的传播力评估。白纸运动区别于大陆以往的社会运动，每位参与者对白纸运动的理解、个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对媒体曝光效果的评估与合作方式的接受度也有所不同。媒体不应对当事人抱有典型“异见者”形象的预期，也不应因承受风险能力而评判当事人的决定是否“正确”。因此，稿件的生产流程和报道伦理需要较一般情况更为慎重。这也正是我们在这一时机想要与媒体记者们讨论大陆政治敏感议题报道伦理问题的原因⋯⋯⋯

1. 记者在采访开始时，应明确告知受访者交流内容将用于公开报道，不能诱导与欺瞒，以私人谈话的名义获取信息；记者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与判断，包括是否愿意被报道、披露相关信息是否会带来安全风险、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全数作为报道素材，尊重当事人对于当局威胁的切身感受；记者不应自作主张地认为自己的报道可以给当事人“提供帮助”，并以此为由无视当事人的拒绝。

2. 记者不应默认被卷入政治事件中的当事人的一切资讯都是公开资源。如果文章内容涉及被捕者，尤其应注意媒体曝光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和优先项有所区别。

如果当事人预知到被捕并有所准备，报道应尽最大可能按当事人的意愿进行。如预期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曝光有利于救援，应当优先与当事人指定或亲近的朋友协商处理方式。被捕中的报道应注意不要因一味塑造“异见者”形象，而为警方提供更多可用于定罪的证据。

释放后的报道应尊重当事人意愿，当事人明确表达不愿被关注时，不应通过他人的讲述来曝光其私人生活。对于已被释放但信息未被公开的被捕者，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前应尝试联络当事人，并优先考虑当事人意愿而非代为决断。

3. 无论当事人/受访者是否了解媒体报道可能产生的影响，记者都应主动解释这类公开报道、具体发表平台可能带来的个人风险和消极影响，让当事人/受访者有充分的知情权及心理准备，并有机会做出独立评估。

记者应诚实告知受访者报道发布的媒体平台，以及是否接受在最终版发表前给受访者确认稿件中涉及自己的部分；采访过程中应随时提醒受访者，此时的每句话都有可能被公开；在谈及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风险的信息时，应再次确认对方了解相关风险且愿意披露；如果采访中受访者明确表示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背景信息聊聊但不便公开，记者应当尊重受访者的意见做出适当处理；如果采访结束后受访者因为紧急外部压力无法公开披露自身信息，记者应配合相关诉求。（请注意：希望阅读最终版中的相关部分，确认没有失实、演绎与其他风险的无奈之举与干预新闻自由在目的与权力关系上有显著区别。）

如果基于公共利益考虑无法完全配合当事人意志，务必尝试与当事人充分沟通；无法联系到当事人时，记者应尝试联络其身边好友了解情况，再综合其亲近人士的建议决定是否报道、如何报道。报道方式应充分权衡对方的安全顾虑，证明披露这一信息的必要性、紧迫性、披露程度合乎比例、以及不存在其他可替代手段。采访到的信息应尽可能交叉印证，不应只以一两位好友的描述作为事件/当事人的全貌，对于当事人动机的描述，不应把朋友们的猜测作为客观事实。

4. 记者在写作时应有意识地对当事人和受访者的敏感信息给予保护，尽可能模糊可以被有关方面用于识别受访者真实身份的信息。在当事人/受访者的安全顾虑以外，记者也应主动从内部视角出发，评估报道中的某些措辞与叙述方式是否可能对受访者/当事人造成不利。​​

5. 记者本人应对政治创伤与创伤应激反应有所了解，理解不同当事人的处境和顾虑有所区别、充分尊重当事人/受访者的犹豫和恐惧，在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接受采访时应当停止。

6. 未经本人允许，记者不可以把受访者的真实身份和联系方式透露给其他媒体。

7.记者接触受访者时，不宜提出存在利益冲突的暗示。如果记者愿意以个人身份为当事人/受访者提供帮助，请确保不在采访开始前或出现伦理冲突后提出帮助建议；记者个人层面的帮助不应以任何信息交换为条件，当事人/受访者的基本权利不应因接受过帮助而有所改变。请注意区别主观意图与实质效果。

8. 在无法联系到当事人的情况下，请勿过度打扰当事人的父母等家属，也不应默认家庭关系是报道中必不可少的素材。我们理解在现有的大陆法律下，直系亲属可以获取更多关于当事人的信息，但中老年人对于媒体（尤其是外媒）的影响的信息差会让 ta 们更加无从判断风险；白纸运动中许多年轻行动者的生活方式、政治观念本就不被家属理解，因此家属的描述并不具有权威性。同时，许多行动者们的参与也与家属的意愿并没有直接关系，属于个人行为。写作中过度强调家庭关系或父母等长辈的说辞，首先是将行动者置于一种父权制的理解框架之下，弱化了行动者本身的能动性，其次也会为家庭带去更多不必要的风险。

9. 我们期待看到更立体的抗争者形象，而非堆砌与事件无关的猎奇细节。我们期待报道能够帮助深入抗争者群体内部，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以及每一个事件的区别与联系，而不是以新一代的行动者填充旧有的报道框架。写作时应删去不必要的个人隐私，如与事件本身无关的、当事人/受访者个人情感、婚姻状况、家庭背景的描述。在当事人/受访者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时尤其应当注意措辞，如应选用适合其性别认同的人称代词，以及不应刻意强调女性的外貌等。我们期待具有女性主义视角的报道，不仅仅在于报道的对象是女性，还在于期待看到作者为了能让更多读者理解她/ta们的真实处境而作出的努力，而不是利用她/ta们的形象去满足、强化大众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10. 对于重大敏感议题来说，由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记者写作固然会增强文章可信度，但也会强化作者本人在该报道领域的权威和与受访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许多受访者由于诸多顾虑无法直接面对公众，如果采访方式、写作视角出现严重失误，受访者将缺乏申诉渠道并处于更为弱势的境地。我们建议，在以作者实名或广为人知的笔名发表此类报道前应确认：记者获取与验证信息的方式符合报道伦理，不涉及诱导、隐瞒与移花接木；记者对自己与当事人/受访者的权力不对等有充分认识与坦诚告知；记者在访谈过程中、报道发布前均做出足够信息告知与风险提示，在出现重大变化时尝试与被访者/当事人联络确认其意愿；记者的个人背景、叙述方式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事件而非出于猎奇，使用实名或广为人知的笔名有利于增加文章可信度。

同时，我们更建议此类报道以匿名写作，因为匿名写作将使记者与受访者处于更平等的关系，记者不会因为过往报道取得额外的道德光环、媒体资源与天然信任，而需要透过坦诚、充分、透明、及时的交流取得受访者信任；匿名也会使记者专注报道本身，避免个人名利优先于当事人处境与客观事实的情形，促成诚实与有伦理的书写。

编辑部：
1. 涉及敏感政治议题的报道时，考虑记者的身心状况与伦理训练是否适宜相关报道；对于报道内容，严格审核匿名受访者的信息是否可辨识；对于可能对受访者/被提及者构成风险的素材，务必确认已取得知情同意或采取充分措施。

2. 机构展开内部培训，建立伦理准则，确保编辑在处理政治敏感议题时尽力取得相关人士知情同意、注意保护受访者身份信息、理解机构媒体/记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并尝试弥合、将受访者/被捕者安全作为最优先考虑项；要求自由撰稿人熟悉报道伦理准则，明确让受访人了解自己是在被采访、采访将用于哪家媒体平台。

3. 设立独立的投诉邮箱，建立有问必答、流程透明的投诉处理和调查机制，确保读者/受访者不必因指出表述不当之处承受压力；注意沟通中的权力关系，不制造额外的证据负担与情绪压力，尊重投诉人的匿名要求。//

https://medium.com/@reportingethicsinchina/%E7%99%BD%E7%BA%B8%E8%BF%90%E5%8A%A8%E5%90%8E-%E7%BB%99%E6%B6%89%E5%8F%8A%E5%A4%A7%E9%99%86%E6%94%BF%E6%B2%BB%E6%95%8F%E6%84%9F%E8%AE%AE%E9%A2%98%E7%9B%B8%E5%85%B3%E9%87%87%E8%AE%BF%E6%8A%A5%E9%81%93%E7%9A%84%E5%BB%BA%E8%AE%AE-a15bcbe0a5c4

会遇到这种事情其实很微妙。我和中国女同事处在德国最高薪的行业之一，面对的是掌握着这个国家财富和权力顶层的一群人，他们不像极左极右那样高调，但是他们无声地左右着这个国家的走向。在路边的女装店，超市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女性，外国人。但是在我们这种公司里，无论是乙方还是客户，都是清一色的白男和未婚的白女，还有一小部分我们这样overqualified但是隐形的外国人。我和同事一直在问，德国的育龄女性在哪里？你看不到汽车，金融，IT 行业的女性，她们因为种种原因，莫名其妙地从这种高薪行业消失了。在工作里被歧视被边缘的时刻多了，才能慢慢理解为什么afd在德国崛起。别看媒体很多政治正确做的很好，但是德国金字塔顶端是销售白男和工会主席这样的人。他们是打从心底里觉得德国人这样处理事情没有问题，德国的制度也没有问题。所以在组里其他的同事面前我一个字都没有提，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和工会主席还有经理都一样，都觉得我在小题大做。

但是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为自己发声。 I need to lift my people up。我有勇气，敢把事情闹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是新人，我工作能力也比较强，素以我知道我的存在和我的工作对组里非常重要。另一个是因为我已经拿了永居，没有签证问题。这两点让我有了很多底气，不怕自己找不到工作，我也不怕他们报复我，或者对我说难听的话，大不了就开除我，我还可以拿退职金和失业金，再也不干这个行业。总之，生活不会比现在更糟。

就算这样，我开完这个会还是觉得好累，回想职场里我学到的最多的东西其实是怎样正面处理冲突。现在我觉得在管理冲突这条路上，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在家庭生活中学会的是错误的处理方式，在我父母身上我只看到了歇斯底里和passive aggressive这两种经典模式，我不想自己以后也这样，用伤害自己的方式伤害别人。如果没有人可以站在我这一边，至少我自己还和自己站在一起。总之，今年我最大的进步就是我非常重视自己的感受，并且再也不会委屈自己了。

当我想穿得舒服一点：优衣库
当我想穿得潮一点：优衣库联名款

北美伤痕文学真的只需要一句话。

要不是为了签证……………

这几天在读一个法国维和部队军官的回忆录，他的分队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时候给村里挖了一口井，但是没过几天井被石头填起来了。他们以为是塔利班干的，就把井挖开，但是没过几天又填上了。第三次他们派人夜里躲在井边监视，发现是村里的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往井里扔石头。部队派翻译去问妇女们为什么要填井，村里有了井她们不用再去很远的地方取水不是很方便吗？但是妇女们很愤怒：原本她们聚集在一起去远处取水是唯一不用被男人监视可以互相聊天的机会，现在井就在村里，她们连生活中这仅有的自由都失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也有一个中国乡村版本，这种感觉太熟悉了。

终于又蹲到了这两栋楼上的反光……
（p3是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