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釋放王建兵、黃雪琴、張展、李翹楚、伊力哈木        @[email protected]

发现了神奇的长毛象站点，应该台北大学某位老师为教育部计划而设的站（好像还有要求修课学生建立账号来发布与环保有关的内容）

https://esglife.social/

刚刚有人提醒因为国内的研究环境恶劣，研究者普遍有不良的动机，在此非正常的情况应该先批评研究者。这种说法可以理解。我不清楚这类恶劣情况占到多少比例，但我自己的立场是，哪怕是90%以上的研究者都相当恶劣，我也不愿错杀那剩下的不足10%的人。恶意先行的中伤可能的或是部分真诚的愿意为社会公共献出一份力的人，哪怕只有1%的机率，我也做不到。

另外补充一点，还有影响我判断的因素是：我身边确实有相当高比例的那1%或10%。我不是说世界没这么恶劣，而是我自己的经验中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上学途中、大学、毕业后这些年都有遇到过在精英教育下试图尽一份社会责任的人。其中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而攀上高位，反倒有些成为人生障碍。想到他们的许多举动也会在当下被同样检视和抨击，就觉得不适。

如果不把原文放在研究的情境下呢？实际上原本的征募文也没有提到研究二字，而是明确自己是为了写书发表。我觉得对于书籍或新闻报道作者来说，“是否用这些材料来完成作业甚至申请学位”的揭露不是一般规范，记者并不会揭露自己是否拿报道去申请奖项，写作者也不会提到自己会因此获得多少稿费或是拿到多少具体好处。跟受访者有关的是这些内容会怎么处理、如何发表、发表在什么平台上面。但是要求这些内容都详细在一篇征募文中完全呈现，我觉得还是有点苛求了。

大家如果换个场景来想想，还真的会觉得这么不妥吗？假设一个外籍媒体记者今天在小红书或长毛象或推特发文，希望征集10位白纸运动参与者，聊聊他们的经验，写成报道。还会有这么多对于研究方法上的要求吗？去年到今年初我看到许多类似的征募文，讨论中除了一些质疑记者身份真假之外，并没有人要求记者在征募文里提出完整的隐私保护说明，也没有要求记者完整说明怎么处理访谈内容、如何刊登等等。

@Qingchu 我没有看到不妥当之处，发给申请学校又怎么样呢？你能详细说说他们的访谈过程究竟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另一方面是这十年来全球都在兴起一种嘲讽理想主义者、侮辱左派、谴责关心社会公正者的风潮。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它意味着许多既得利益者或知识、权力阶层掌握了各类型的资本后还正在抛弃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今天看到了那篇北京国际学校学生的coffee讨论原文。内容读起来其实还好，并无法让人直接联想到“骗取底层经验”。作者甚至是坦诚了自己想要未来申请大学什么学科。但也许就是这一点引起了攻击。不过，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可是连这一点都没有揭露的，他们才不会告诉研究对象自己要拿去申请什么基金。另一个被批评的点是出现了许多相似的贴文，这点也蛮让人不解的，为何可以成为被攻击的理由。正是想要接触足够多受访对象才会卖力传播。这有妨碍到什么吗。

排除这些讨论事情本身，我现在想来，把那些人文社科学者对于自身优势位置的反思拿来批判他人，仍然是不合适的。那些话语的初衷是研究者的自我反思，一种督促自己思考与研究对象关系，进而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的尝试。如何不让自己的研究成为结构的帮凶，如何让受压迫者掌握自己的力量，凡此种种，其能够生效的前提就是研究者真诚的反身性探索。

但把这些东西拿来批判一些试图进行社会研究的人，进而试图嘲讽、取消他们的研究尝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只是对于阶级社会的一种犬儒态度，也是自身愧疚感的对外投射。认为去尝试研究、帮助弱势者的人一定都怀有自私目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不是自私的，所以我的自私和现阶段不作为才显得正当。又或者，认为阶级社会天然合理，跨越阶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能成功，来自上层阶级的关注或探索都是为了掠夺。其背后所引发的社会后果就是，没有人再敢去关注他人之事，没人再愿意为他人说话，因为会被骂作圣母、左胶。

但这些说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反历史。近一百年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人民革命、独立运动背后都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阶级和基层农工的结合。无论是出于左翼思想还是国族认同，其中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上流社会的革命参与者都为一个对他们个人和家庭（因为本身是既得利益者）来说相当不利的事业献出了人生。而其中能够从革命或运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反而才是九牛一毛。大部分人等不到，也分不到一杯羹。

即使我们具体来看这些北京国际学校学生的做法，它们可能对于社会公共来说都是偏良性、有助益的。主要对于参与者可能造成伤害的是隐私问题，但目前公开的只有征募贴文，并没有他们具体与受访对象讨论的内容。而关于隐私的处理，一半都是更细节、需要当面讨论的事情，并不可能在现阶段得知。更何况，我们也不应想象可能受访的高职女生是被动的客体，她们也有自己对于揭露和公开程度的判断。在此之前大肆批判隐私问题，反而是把潜在的受访者幼体化、当作无能受害者。

而其他部分呢？让高职学生说出自己的经验、分享故事，获得一定的社会关注。又或是，透过这些经验分享交流的过程反向教育未来成为主流世界精英的国际学校学生都未尝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这是一群愿意冒着找不到受访者的风险选择有一定处理难度的高职学生题目的学生。支持或者只是不去批判她们想做的事情，也好过去让她们做自己的阶级身份本来应该做的题目吧。那些题目可能是关于AI监控（电脑视觉），可能是关于社会控制（美其名为治理），可能是关于商业广告的推荐，可能是关于企业家如何降低人工成本（竞争力研究）。

最后，这当然也牵涉一些欧美学校在审查学生履历时的立场倾向。但我想，如果真的成功引导一部分学生选择了关心社会正义的题目来申请入学。那不恰恰表明这套系统成功了吗？教育体系真的影响到了一部分社会。即使这些学生最初开始这个题目可能只是模糊顺应未来的升学需求，但过程中的经验，那些书写的、整理的过程也足以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她即使不会成为一个左派，至少也是对社会多了一些责任感的精英。而那些在此过程中无法积累任何有益经验的人，本来也会被各大学筛掉，又何须在意。

貼文已經過去12小時，原文接近500讚，底下留言無人覺得有問題。只有一位分享時指出店家的問題，要求改變慶祝方式。

封锁了一个觉得觉得“这跟台湾人没关系，所以台湾人怎么开玩笑都可以”的白痴

一家咖啡廳，暴露了許多台灣人對歷史的無知與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