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肇庆快递仓库调查报告
#仓库 作者访谈了广东一家快递物流公司的15位仓库工人,调查工资所得、工作时间、休假休息、工作量、劳动管理等具体的劳动条件。研究发现该仓库劳动强度高,令许多工人“熬不住”而在短时间内离职,形成了临时工常态化的……(来自中国劳动趋势2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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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knowsnothing @eesober 不论外宾还是内宾,这样的称呼方式都不合适,请你停止。
你说的实验其实正是验证了我的说法,要考虑学科本身的脉络差异。你说的实验是在实验心理学这个学科中常见的做法。其中确实存在权力位置的巨大差异,所以应该有所限制。但是社会学研究并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进行,而大多是田野观察、深度访谈。我从来没说过不应该有任何限制,而是在说有关于当下的学术伦理审查具体规则钳制了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讨论。
我看不懂你一直在坚持什么。
@simonknowsnothing @eesober 这个有差异,因为临床医学确实曾经造成过受试者的伤害,而且生物医学研究者和被试者之间有巨大的权力位置差异.... 这是生物医学研究的大多数情况,但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多数情况相反,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位置差异。反而很多研究中研究者是承担主要风险的。不考虑学科脉络差异,普遍性的适用高标准反而阻碍了社会研究的进行。试想,假如你想要研究中国政府的内部运作,这是能通过一般伦理方式进行的吗?普通研究者一定得尝试各种非正常技俩、甚至是灰色地带的方法来进行。而如果普适伦理规则,则意味着只有那些握有资源,与政府内部关系良好的学者可以进行这类研究了
@simonknowsnothing @eesober 这么一说,刚想起国外有关于学术伦理审查如何钳制社会科学研究的讨论…当然,这又是另个话题。还是要跟具体的情境脉络相关吧。我可以理解是因为国际学生、申请学校这些情境导致了极大的不信任,因此需要提高门槛。但对于一般的学生进行的个人研究,在与受访者无权力关系差异或差异较小的情况下,我倾向认为标准应宽松,至少类比于记者采访。
@eesober 嗯,理解,我反倒是后两点比较能同意。第一点倒是觉得,如果发起人是精明的思考到这些问题,那反倒会避开这些高大目标,用一些更精巧的无争议的学术话语来包装。会这么写反倒有可能是因为真的这么想的。可能我前提假设她们是真诚的吧,或者是我按此假设阅读也觉得有合理可能性。谢谢你耐心回复。
@TurtleBaby 这个我可以理解,阶级差异当然本身是有原罪的。但另方面跨越阶级的团结本身有其价值。而至于申请学校、留学中介的这一串讨论,我比较能同意。但前提是这些假设成立,或者讨论是在这些假设的前提下进行。这两天主要觉得反感是因为一些讨论已经超出了这个假设范围,变成普遍性的对于跨阶级探索的嘲讽
@ShrimpZhou 不过这点也跟我后来思考后想推翻一开始的说法有关,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妥当,但那时是代入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色思考。有一连串前提假设现实并不一定满足。另外,则是现在透露出来的信息并不充足,只有简短的招募文案,并不是完整的研究计划或实际参与者的陈述。在此情况下,如果是大学教授发布的内容,我觉得可以苛责。但只是高中生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要求是过分的。对于无学术认知的一般人只是想进行研究尝试或探索的话。这样的要求就更过分一些。要求的程度与研究者的社会位置有直接关系,我们对于权力越高位者进行更高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更有可能作恶。而对于权力关系差异不大双方,则因此可以做更低的要求。伦理要求是因为权力差异而存在,并不是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如果双方没有权力位置上的差异,甚至相反,那相关伦理要求自然没有存在价值。试想,如果这些学生是去研究大学教授、研究白领、职场女性,那还有必要给她们订定这样的伦理要求吗。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怎么判断这群发起的高中生的权力位置,现在一些讨论考虑到的是其背后的留学中介、优渥的家庭背景,所以认为权力关系上发起者与受访者间差异巨大。但这一点我认为就是可能性问题,或许90%情况是,但万一不是怎么办。万一这不是留学中介的要求,而是他们自己因为成长经历想到的题目呢?万一其家庭关系和家庭背景对于她们并无太大助益,那我觉得要求就不应放在如此高位。
@ShrimpZhou 你这个比喻不恰当,他们提出的不是合同,而只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招募文案,近似于广告
@eesober 我大概理解一些差异的原因,可能还是有部分关键是对于国内的糟糕的研究环境的判断。因为研究环境糟糕,所以应该提高标准,以严苛方式看待研究者。而这些高中生被认为是未来的研究者,所以一样要使用高标准。但我想问的是,这类严苛判断的边界是哪里,如果无意成为研究者的高中生,是可以用更宽松方式来处理的吗?如果是非高中生,只是一般人因为个人原因想邀请高职女生写书,也需要受到此标准检视吗?如果同样要用严苛要求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承担非自己群体所犯下的错误导致的各种要求。如果不是的话,我或许比较能同意这样的论述。
刚刚有人提醒因为国内的研究环境恶劣,研究者普遍有不良的动机,在此非正常的情况应该先批评研究者。这种说法可以理解。我不清楚这类恶劣情况占到多少比例,但我自己的立场是,哪怕是90%以上的研究者都相当恶劣,我也不愿错杀那剩下的不足10%的人。恶意先行的中伤可能的或是部分真诚的愿意为社会公共献出一份力的人,哪怕只有1%的机率,我也做不到。
另外补充一点,还有影响我判断的因素是:我身边确实有相当高比例的那1%或10%。我不是说世界没这么恶劣,而是我自己的经验中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上学途中、大学、毕业后这些年都有遇到过在精英教育下试图尽一份社会责任的人。其中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而攀上高位,反倒有些成为人生障碍。想到他们的许多举动也会在当下被同样检视和抨击,就觉得不适。
@Tuilindo 那可能是我们的立场本身有差别,我在意的是不该错杀那1%。
国内经济和国际关系都一团糟的情况下,简中国家机器唯一让我佩服的部门就是宣传部,议程设置实在是太高明了。你简直可以看到他们每天打开电脑找选题时小脑袋瓜滴溜乱转的精明样子。比如“精英阶层的孩子找职高生做社会学访谈”这事。亏得他们怎么找到这么好的选题的。既有”不专业“这个硬伤,又有“为爬藤”这么虚伪的动机,还有“可能伤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隐私”这么强大的政治正确,简直可以骂出十条街去。更妙的是,这么一骂,以后谁还敢关心底层民众的生活?谁还再敢写《长乐路》这样的书?(说起来这本书也没什么社会学专业性,就是街坊絮叨出的故事合集,作者何尝不是一个找职高生聊天的伪君子?)有钱人就老老实实吃点喝点得了,跨阶层关心社会现实这种事情,好听点叫虚伪傲慢别有用心,难听点就直接是境外势力的苗头。总之,这个选题既宣泄了社会仇富情绪,又做实了中产阶级关心社会就是不安好心,既把献忠们挂路灯的对象完美转向了小布尔乔亚,又让社会进一步原子化。年终宣传部要评先进,千万别忘了这几天的舆情分析人员。如果是牢里的,至少得减个两年半。
@Tuilindo 所以要想研究外卖员必须去亲身当一遍外卖员,否则没资格研究吗?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而且你对原文作者的引用是不符合事实的,原文作者的确说了希望让这些故事可以被看见,但并没加上什么我身份多高这种话语。潜心进入田野研究固然值得赞扬,但也犯不着因此拉抬研究的进入门槛。而受访者对于试图研究者怎么回应是一回事,其它人旁观的冷嘲热讽是另一回事。受访者固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和权力去拒绝批评发起人。但这起事件中却是反过来了,没见到真正的潜在受访者批评。
编辑说明:觉得不妥,删除了原本发言中的较具攻击性部分
@eesober 关于隐私保护的部分,原文有写道会以化名方式处理参与者的记录。虽然化名并不完全足以保护受访者,但我觉得这可以说明原文作者有一定的保护受访者的意图。即使尚不完全,恐怕也不能说她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而新闻报道与书籍写作的差异,我想指向性明确的确是一个主要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否足以形成大家对于两者的截然不同的要求呢?我觉得欠缺合理性。也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传播造成的潜在伤害的大小。新闻媒体的潜在伤害是肯定大于几位高中生所写的也许不一定能成功出版的书籍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本应对新闻采访有更高的伦理要求,但事实上没有如此。而新闻媒体的指向性我想也不如所预设的那般明确,大家通常是因为制度信任(大媒体,好的同意)来假设其可能的报道立场和撰写方式。对于实际撰写成何种文章,记者的自由度、处理的空间还是颇高的。访谈征募文并未明确指向写作结果(当然,作者本身恐怕也未知)
而对于身份的部分,这点恕我最难以同意。要求高中生自己承担起高中生身份的敏感性和争议性,这是一种过分的要求。记者有自己的职业伦理和权力优越位置,所以必须扛起负担伦理等等的责任。但是社会对于高中生的怀疑是另一回事,高中生也没有因此获得什么更高的权力位置,要求她们承担此责任是过分的。退一步说,这些高中生如果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能引起的争议,大可以采取更隐匿自己的出身、意图的方法来刊登招募文。而非更明确的目的性说明,这也会给发起者带来危险。而要求这群高中生承担这些责任的后果恐怕就是如此,一方面斩断了许多高中生或普通人进行研究、社会考察的机会,不是专业学者,一旦犯上伦理错误,就变成社会性死亡,谁还敢这么做呢。研究和考察就变成了学者的专利。这也是我觉得对于高中生的伦理要求不应该与一般研究者的伦理要求相同的原因。
最后,我可以理解许多对于国际学校学生、留学中介接待的精英学生的愤恨。但是这样子投射愤怒恐怕打翻的是更大一群人。对于我们所尚不了解的这群研究发起人也不公平。我并不是说原作者的征募文没有问题。是的,问题不少,但是对于一些高中生用大学教授都可能无法完成的伦理要求来批判,恐怕不是合比例的
如果不把原文放在研究的情境下呢?实际上原本的征募文也没有提到研究二字,而是明确自己是为了写书发表。我觉得对于书籍或新闻报道作者来说,“是否用这些材料来完成作业甚至申请学位”的揭露不是一般规范,记者并不会揭露自己是否拿报道去申请奖项,写作者也不会提到自己会因此获得多少稿费或是拿到多少具体好处。跟受访者有关的是这些内容会怎么处理、如何发表、发表在什么平台上面。但是要求这些内容都详细在一篇征募文中完全呈现,我觉得还是有点苛求了。
大家如果换个场景来想想,还真的会觉得这么不妥吗?假设一个外籍媒体记者今天在小红书或长毛象或推特发文,希望征集10位白纸运动参与者,聊聊他们的经验,写成报道。还会有这么多对于研究方法上的要求吗?去年到今年初我看到许多类似的征募文,讨论中除了一些质疑记者身份真假之外,并没有人要求记者在征募文里提出完整的隐私保护说明,也没有要求记者完整说明怎么处理访谈内容、如何刊登等等。
@eesober 但是,如果不把原文放在研究的情境下呢?实际上原本的征募文也没有提到研究二字,而是明确自己是为了写书发表。我觉得对于书籍或新闻报道作者来说,“是否用这些材料来完成作业甚至申请学位”的揭露不是一般规范,记者并不会揭露自己是否拿报道去申请奖项,写作者也不会提到自己会因此获得多少稿费或是拿到多少具体好处。跟受访者有关的是这些内容会怎么处理、如何发表、发表在什么平台上面。但是要求这些内容都详细在一篇征募文中完全呈现,我觉得还是有点苛求了。
大家如果换个场景来想想,还真的会觉得这么不妥吗?假设一个外籍媒体记者今天在小红书或长毛象或推特发文,希望征集10位白纸运动参与者,聊聊他们的经验,写成报道。还会有这么多对于研究方法上的要求吗?去年到今年初我看到许多类似的征募文,讨论中除了一些质疑记者身份真假之外,并没有人要求记者在征募文里提出完整的隐私保护说明,也没有要求记者完整说明怎么处理访谈内容、如何刊登等等。
@ShrimpZhou 另方面,原作者其实并没有说自己是在进行一个分析性的研究,而是想整理经验写成一本书。这跟研究伦理的应用场景是有差别的。如果是一个记者发类似的征募稿,希望获得受访者来写关于中国高职女生的故事,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批评。这件事大家的怒火主要还是与国际学校这个身份有关系。
@ShrimpZhou 问题是这件事情本身而言除了态度以外究竟其计划有什么具体的错误之处呢?我看到的指责都是在讨论态度问题,并没有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可能造成受访者什么问题。焦点团体讨论、生命经验的研究属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没有特别不妥之处。用开茶会的方式来描述我觉得也很正常,难道要说我的研究是blabla聚焦团体法吗,这样潜在的受访者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Qingchu 我没有看到不妥当之处,发给申请学校又怎么样呢?你能详细说说他们的访谈过程究竟有什么问题吗
啦哩噜